今年是中俄建交60周年。回顧過去60年，中俄關系走過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就中俄兩國人民歷史凝成的友好關系，記者日前采訪了中國駐蘇聯和俄羅斯前陸海空軍武官王海運少將。

蘇聯老大哥認為中國是兄弟記者（以下簡稱記）：您第一次到俄羅斯是什么時候？

王海運（以下簡稱王）：那是1990年初，當時蘇聯還沒解體。

記：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王：前蘇聯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地大物博。飛機飛行七八個小時，絕大部分時間是在蘇聯的上空。飛機降落前，凌空看地面很清楚：森林、湖泊，白茫茫的雪地，一片片的別墅，如同油畫一般。老天特別眷顧這個國家，給他們十分豐富的自然資源。不要說前蘇聯，單是俄羅斯，它的資源蘊藏量就占到世界的21%，相當于美國的5倍，中國的6倍。我到過貝加爾湖，單是貝加爾湖的淡水儲量就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人類已經進入“高油價時代”，用不了多久可能還會進入“水資源短缺時代”。俄羅斯那么豐富的淡水資源，將來很可能會給其帶來不可估量的經濟利益甚至地緣政治利益。

記：百聞不如一見，您對蘇聯的印象更具體了。

王：蘇聯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經給予中國巨大的援助，對中國奠定工業基礎、抵御帝國主義的封鎖，起到了重大作用。對此，我們中國人不會忘記。但是，后來蘇聯滑向了“社會帝國主義”。中蘇關系陷入了低谷，甚至劍拔弩張。

蘇聯解體，固然有多重復雜原因，但是與中國的戰略對抗恐怕是很難回避的原因之一。為了遏制中國，六七十年代蘇聯在我周邊部署了上百萬大軍，直接消耗就多達2000億盧布（約合3000億美元）。中蘇對抗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六七十年代正值東亞經濟大發展的機遇期，我們卻不得不搞“山、散、洞”，損失是難以估量的。

我從中學就學習俄語，長時間也是研究蘇聯的，所以很希望能去蘇聯看看。能夠到蘇聯去工作，對我來說確實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情。

記：您對蘇聯人印象如何？

王：到蘇聯后，有兩個突出感覺：一是盡管經歷了長時間的對峙，蘇聯老大哥仍然認為中國是兄弟。

他們恨美國，非常希望與中國聯起手來對付美國。特別是回憶起上世紀50年代的中蘇友誼，老一代蘇聯人往往十分動情。尤其是我們的留學生，給他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我曾到一位老教授家做客，老人家拿出50年代中國留學生送他的毛巾給我看，到現在還保存非常好。當時的蘇聯人大多十分淳樸，這是我的第二個印象。比如出門問路，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給你指路，甚至直接用車拉你過去。

這個大廈在動搖

記：您初到蘇聯時，發現有沒有蘇聯解體的跡象？

王：從政治形勢看，當時的蘇聯已經處在暴風雨的前夜。我到莫斯科的時候，正值波羅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國發生政治動亂。在中亞，剛剛發生過騷亂。我到任次月就跑了波羅的海一趟，考察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的動蕩形勢。我深深感受到波羅的海國家反蘇情緒的強烈，他們確實下了決心要脫離蘇聯。

即使在莫斯科，情況也十分不妙。葉利欽公開號召“俄羅斯獨立”，提出“各加盟共和國愿意拿多少主權就拿多少”。可以說，蘇聯這個大廈已經風雨飄搖，岌岌可危。與此同時我也看到，蘇聯人民的大國自豪感仍然十分強烈，維護蘇聯統一的力量仍然相當強大。所以，當時我并不認為蘇聯會馬上就會解體。

記：蘇聯解體這么快，很多人始料不及。

王：蘇聯人沒有想到，世界各國的戰略專家也幾乎沒有人料到。當然，就近觀察，還是可以看到很多跡象的。當時的確可以感覺到蘇聯這個龐然大物的氣數可能不會太長了。

發生在1991年8月19日的“8·19事件”給我留下的記憶十分深刻。外交官都負有調研任務，對駐在國發生的重大事態有責任及時了解情況、搞清原因、提出建議。所以，我對事件的了解比較清楚。

我第一個發現了異常記：“8·19事件”發生的時候，您在莫斯科嗎？

王：可以這樣跟你講，當時在中國人中，在使館內，我是第一個發現情況異常的。每天早晨6：00我床頭的收音機自動打開，播放晨早新聞。8月19日，收音機按時播音了，但不是新聞，而是非常嚴肅的音樂，古典音樂。我當時就一激靈，感到有問題，可能出事了。

五分鐘之后，收音機里就傳來了“重要新聞”

的預告。很快，播音員就開始播送“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通告，宣布臨時接管國家最高權力。這個緊急狀態委員會是由當時蘇共中央的8位高層領導組成的，包括副總統亞納耶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契科夫等人，主要強力部門的領導人幾乎全部都進去了。

記：就是沒有戈爾巴喬夫。

王：當然。因為這次行動是針對戈爾巴喬夫的。

這些人的初衷還是想把戈爾巴喬夫拉回來，維護蘇聯的統一，并不想搞掉戈爾巴喬夫。緊急狀態委員會當時宣布的行動目的是挽救蘇聯，挽救聯盟。聽到這個消息后我馬上打電話給武官。他有個習慣，每天早上打板球。找不到他，當時又沒有手機，我就找到另一位副武官，一起研究情況，向國內報告。等完成任務后到食堂吃飯，發現使館其他同志還不知道已經發生了大事。

記：這可是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

王：是的，是改變蘇聯歷史，甚至影響整個世界戰略格局的大事件。早飯后我們馬上上街觀察情況。

當時街上仍然比較平靜，未見軍隊調動。克里姆林宮北邊的亞歷山大花園里，年輕人照舊在那兒談情說愛。

但是一兩個小時后，大街上人們的表情就不是那么從容了。

我先后找了10個人交談，這10個人中有9個強烈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所采取的行動，認為國家已經亂到了非采取堅決果斷措施不可的時候了，不然這個國家就要完蛋。只有一個人，好像是個老知識分子，說“右派得勢不會長久”。他雖然沒有明確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但是意思很清楚，認為“政變”不會成功。

記：群眾反應如何？

王：緊急狀態委員會還是很有號召力的。從民眾的反應看，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舉措是正確的，完全有希望取得成功。但是僅僅過了一天，形勢就急轉直下了。葉利欽、哈斯布拉托夫等俄羅斯領導人聚集在白宮，也就是當時的議會大樓前面發表演講，號召民眾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將其稱之為“國家政變”。

到了晚上，軍隊開始進城，很多要害部位都部署了軍隊，與示威群眾發生沖突，出現了傷亡。這更激起了一些主張俄羅斯獨立的民主派人士的強烈反應。

雖然緊急狀態委員會陣容強大，又有軍隊和安全部門做后盾，但是在雙方緊張對峙的緊要關頭，這幫人卻退縮了，最后竟然不戰而敗。這確實出乎我的意料。

解體有一定必然性記：您怎么看待蘇聯解體？

王：蘇聯積累了太多的矛盾。例如民族矛盾尖銳，前蘇聯憲法留下了嚴重的漏洞。再如經濟結構嚴重畸形，經濟發展長時間陷入停滯。當然還有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戈爾巴喬夫不顧蘇聯國情、照搬西方政治經濟模式實施激進改革，戈爾巴喬夫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使國家失去了凝聚各種力量的核心。我認為，是多重原因導致了蘇聯的解體，蘇聯走向衰敗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不能說在這個時候以這種方式解體是必然的。解體的時間、方式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當時如果處置得當，蘇聯還有希望延續很長一段時間。

記得“8·19事件”中，我曾同阿爾及利亞的武官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失敗非常不解，甚至有些氣憤。他說，緊急狀態委員會這幫人太笨。你既然要采用不合法的手段，要搞政變，為什么不首先把葉利欽這幫人抓起來？在我們阿爾及利亞搞政變，第一個行動就是逮捕可能反對政變的關鍵人物。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人竟然放他們去外面去演講，去煽動。這幫人笨到這個地步，國家還有什么希望？阿爾及利亞武官的這些話，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記：我們看電視，看記者招待會上，看到亞納耶夫昏昏欲睡的樣子。

王：是的。我正好出席了那個記者招待會。在俄新社舉行記者招待會上的小廳里，主席臺上坐了一排人，都是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頭頭。亞納耶夫臉紅紅的，說話口齒不清。他大概是喝了酒。幾個人都顯得信心不足。那已經是8月20號的下午了。可以說，“8·19事件”不僅沒有能夠拯救聯盟，反而加速了蘇聯的崩潰。

坦克對著議會大樓開炮記：第二次大的動蕩是1993年吧？

王：那是“10月事件”，也叫做“炮打白宮”

那是新俄羅斯第一場最為嚴重的政治危機，險些導致俄羅斯的解體。這場斗爭是身為總統的葉利欽同副總統魯茨科依、議長哈斯布拉托夫之間一場你死我活的權力爭奪，最后以葉利欽動用軍隊，用坦克炮射擊議會大樓，也就是“白宮”，逮捕反對派領導人而告結束。

葉利欽“炮打白宮”時我就在現場，在“白宮”

前面的橋頭上。俄羅斯軍隊的坦克就部署在橋上，對著自己的議會大樓開了炮。看到這種情景，我內心不由得生出一股悲哀：這么一個大國，為了權力爭奪，總統機構竟然向立法機構動用武力。這個國家愛走極端的特性，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記：當時開炮沒有造成死傷嗎？

王：死傷倒是沒有。后來突擊隊進去把議會的頭頭都抓了。

葉利欽是個復雜的人物記：葉利欽是個很強勢的人物。

王：強勢，非常強勢的一個人。我們一起吃過飯，喝過酒。他喝醉了愛發酒瘋，出過不少洋相。我跟他握過兩次手。一次是在紀念庫爾斯科戰役50周年的活動中，那是1993年的5月，在奧廖爾。他握手非常有力，握得我手疼。

記：我看他的傳記，說是年輕的時候曾經發誓，再也不喝酒了。

王：再一次見面是在我們大使館，他剛從中國療養回國。他當總統時身體很差，臉部浮腫。但是從中國回到俄羅斯卻是滿面紅光，人也瘦了，也精神了。

他同我握手，仍然是那么用力。

記：您怎樣看待葉利欽這個人物？

王：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物，很難用幾句話對他作出評價。是他親手埋葬了蘇聯。他在政治領域搞全面西化改革，在經濟領域搞“休克療法”，在外交領域搞對西方“一邊倒”，把俄羅斯搞得政治動蕩不已，經濟幾近崩潰。

他后來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也在努力糾正，但是除了外交戰略調整比較成功外，其他領域依然是一塌糊涂。

不過葉利欽對中俄關系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2年冬天他訪問中國，兩國決定“相互視為友好國家”。后來這一關系又發展為“建設性伙伴關系”。

1996年，葉利欽提出要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

在從莫斯科飛往北京的飛機上，他又親筆加上了“協作”兩個字。于是就出現了“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提法。

不知你們是否注意到，不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同其他國家建立的戰略伙伴關系都沒有“協作”一詞，惟有中俄戰略伙伴關系中多了“協作”一詞。我想，這是有深層考慮的。“協作”這個詞在俄語中是個軍語，按字面翻譯應為“協同動作”，含義是要“按照任務、時間、地點進行準確的行動協調”。自然，這與通常所說的“合作”有很大的不同。

記：戈爾巴喬夫下臺后，幾乎銷聲匿跡了。你見過他吧？

王：見過，但都是在大型活動場合。戈爾巴喬夫離任后并未銷聲匿跡，仍不時在政治舞臺上發聲，但是影響非常有限，俄羅斯很少有人再聽他嘮叨。戈爾巴喬夫犯下了很多無法挽回的錯誤，但是把他說成存心搞垮蘇聯的“內奸”也有欠公允。

俄羅斯的帶動效應記：今年是中俄建交60周年，請您談一談對中俄關系的看法。

王：我們經常講，目前的中俄關系處于歷史最好時期。我完全贊成這個提法。同時我要強調，中俄關系在我國戰略全局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大戰略價值。

當今世界是一個不平衡的世界，國際戰略格局嚴重失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有一個有分量、理念相近的戰略伙伴，聯手制衡世界上的霸權主義，否則我們就難有一個和平發展所必需的國際環境。俄羅斯恰恰可以成為這樣一個戰略伙伴。

記：遠親不如近鄰。

王：對了。兩國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邊界，這是最大的地緣戰略現實。鄰居不能選擇，鄰居特別是大鄰居對我們的發展環境、安全環境具有重大影響。我們今后幾十年的根本性國家任務，是快速發展綜合國力。要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必須有一個穩定的、良好的周邊環境。俄羅斯這么一個大塊頭，對我們周邊環境的穩定實在太重要了。而且我們還應看到俄羅斯的帶動作用。俄羅斯對中亞國家有很強的影響力，俄羅斯對我們友好，也會影響中亞國家的外交選擇。

王海運簡歷：1945年2月出生于山東省。先后畢業于山東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國防大學。中國駐俄羅斯前國防武官，少將。

現擔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國防大學特聘教授、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國家研究中心高級顧問、中俄關系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常務理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學術委員、復旦大學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特約顧問、《國際石油經濟》雜志學術顧問等學術職務。

主要從事俄羅斯中亞上合組織研究、安全戰略和外交戰略研究、能源外交戰略研究。曾主持國家級能源外交戰略課題研究。出版多部專著、譯著。

(注：以上兩篇文章是根據其它媒體的相關內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