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6月1日正式宣告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立即引起全球嘩然，譴責嘲諷鋪天蓋地，不僅來自各國政府，也來自商界和各類社會團體。比利時政府稱這一不負責任的決定有損美國信譽。法國新總統馬克龍更是認為特朗普美國“背叛了世界”，在演講中使用英語，把特朗普“使美國重新強大”的競選口號改為“我們要使地球重新強大！”

評論界普遍指責，特朗普退出氣候變化協議是自絕于國際社會，稱此為一大丑聞，認為特朗普已成為全世界防范氣候變化努力的敵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等人甚至指責特朗普把美國變成流氓國家（roguestate），向戰后來之不易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扔了一枚手榴彈。很自然，人們普遍開始對未來控制氣候變暖的努力和前景充滿憂慮。

一切都取決于國內政治

但是，盡管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是個大新聞，此事早已在意料之中。現在各方都在批評特朗普無視國際社會的共識，無視人類社會面臨的危機，刻意成為世界公敵。但問題在于，這些因素都不是特朗普決策時所考慮的。因為美國國內的政治博弈沒給他留后路。

在美國國內，氣候問題與其它很多議題（例如經貿或安全問題）截然不同。盡管美國現在深陷于政治極化和分裂當中，但在安全和經貿問題上，仍然有可能折中妥協的地方。

在安全問題上，左右兩派都有極端國際主義者，熱衷于國際介入和價值觀移植。例如，左派的希拉里和右派的麥凱恩都是維護人權的積極分子，在干預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問題上政策取向高度一致。但兩派同時也都有保守力量，反對介入和干涉。移民問題上，左右兩派都有議員依賴拉丁移民的選票。在貿易問題上，共和黨和保守勢力長期以來是自由市場的鼓吹者，而民主黨和左翼勢力則從保護勞工的角度對自由貿易持批評立場。但在價值觀上，共和黨和右翼勢力卻又是目前反全球化力量的支持者，對移民和文化多元持有極深的敵意，而民主黨和左翼勢力則長期奉行國際主義路線，不遺余力地維護移民權益和文化多元價值觀。

由于左右兩派在這些方面的立場有交叉，所以特朗普在貿易、移民、安全等問題上都有空間回旋，而不必讓自己陷入到任何一種沒有退路的境地。例如，他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強硬語言并不需要完全兌現。他在另外一些議題上的極端做法純粹出于積累政治資本的目的。最典型的就是在移民問題上，“禁穆令”和美墨邊境筑墻計劃，連很多共和黨議員都難以接受，但特朗普樂此不疲，因為可以給他帶來轟動效應，顯示他“讓美國再次安全”的決心，幫助他取悅他的基礎選民。

特朗普政策背后的美國政治極化

但氣候變化則與這些問題完全不同。

過去十多年間，隨著美國政治極化愈演愈烈，氣候問題（類似的還有醫保法案和墮胎等少數議題）在美國已經演變為意識形態之爭，左右兩派在此問題上水火不容，全世界都很難找到類似的例子。政治家們在這問題上站隊極為小心，稍有不慎說錯話，就會遭到排斥和污名化，毫無回轉余地。經過意識形態旗手們的常年耕耘，這個問題不僅成為制約政治家的有力工具，甚至在媒體和公眾當中也造成極為深刻的裂痕。對于反氣候變化言論的右派勢力來說，宣傳全球變暖的科學家的形象，無異于特朗普的鐵忠粉絲眼中的主流媒體，是“虛假事實”的制造者。

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和機制非常復雜，既有大企業和傳統行業形成的利益集團的驅動，也有政治博弈的影響。既有精英層面的意識形態對立，也與美國的社會組織形態息息相關。更重要的是，這幾個方面的因素糾結在一起，演變為今天這個獨特的美國現象。

在這樣一個極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氛圍當中，特朗普的選擇空間幾乎為零。就個人層面而言，以前的記錄顯示，特朗普在這個問題上并無堅定立場，對于氣候變化是否是人為造成的爭論，也曾有過開放的態度。他在競選中很少主動談及這個問題。就職前他曾在女兒伊萬卡的勸說下會見過前副總統戈爾，討論全球變暖問題。即使是象征性的，這次會面也足以說明他當時尚未被意識形態綁架，仍然有膽量和資本在這件事上面騎墻。

但上任四個月以后，情況已經大為不同。

丑聞纏身，政策推行步步受阻，少有建樹，團隊內斗不止，管理混亂不堪——“史上最無能總統”的標簽似乎已經很難從特朗普的身上摘下去。盡管特朗普從來不畏懼左派勢力的攻擊和嘲諷，他的基礎選民也依然和他保持足夠的共鳴，但制約他的最大的力量不是他的基礎選民，而是來自共和黨和右翼保守派勢力。

兩三個月前，特朗普也許還有些資本與和能力在這件事上面表達不同觀點。但是過去幾個月來政策推進上的失利讓特朗普越來越意識到，“世界上最優秀的交易高手”最終還是要依賴國會才能把自己的政策推行下去。國會兩院內部和彼此間的復雜關系和運作機制、共和黨內部的巨大分歧、民主黨作為少數派的重要性，讓他逐漸意識到，事情并非像他在3月底新醫保法案投票失敗之前相信的那樣，揮舞他的民粹主義大棒就可以讓共和黨議員輕易就范。

特朗普依然在咆哮。但他已經學會了向控制國會的右翼勢力低頭——因為他別無選擇。外交必須讓位于內政。這是一個普遍規律，但在任何一屆美國總統身上都沒有像今天的特朗普這樣典型，尤其在氣候變化這個獨特的議題上面。

美國并未退出

對國際社會來講，這顯然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事件。但是最為不幸的卻是美國本身。被指責為放棄全球領導責任還在其次。一意孤行與全世界190多個國家為敵，把自己弄成一個怪胎，國家形象大損，幾乎找不到先例。而且，此事對美國新能源產業必然是一個巨大打擊，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這個做法很可能會讓美國失去發展新能源的重要窗口期，讓其它國家占領先機。

但對世界來說，盡管失去美國的配合是巨大的損失，但也未必如很多人擔心的那樣糟糕。筆者一直以來也多次撰文警告，特朗普會對全球治理結構造成巨大破壞。但這個論斷的前提假設是，其它國家無法抵抗美國這艘巨輪倒轉帶來的沖擊和連鎖反應，很可能會被迫采取保護主義措施，導致民族主義泛濫，形成零和博弈的局面。但現在看來，情況似乎并沒有那么糟糕，特朗普也沒那么可怕。主要原因是各國表現出出乎意料的淡定團結，基本價值觀未受威脅，也顯示出足夠能力彼此合作，將事態控制住，不讓特朗普風暴將全球治理秩序摧毀。

相反，各主要國家政府都堅定地表達了不妥協、繼續履行巴黎協定的意愿。如歐盟氣候委員卡涅特（MiguelAriasCañete）所說，特朗普的決定反倒激勵其它國家努力將“這個真空由全身心投入的新領導力量填補”。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表達了類似意見，聲稱巴黎協議沒有美國也會存活，美國放棄的領導角色也會被其他國家填補。聯想到最近德國總理默克爾關于“歐洲人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再完全依賴對方”的言論，應該說，特朗普的威脅可能是他送給世界的一份禮物，激勵各國勵精圖治，更好地面對挑戰。北約還會存在下去，氣候問題也要解決，全球經濟還會繼續發展，不管有沒有美國。

此外，不必太悲觀的另一個原因是特朗普本人。從他的講話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考量是美國在氣候變化解決機制的利益分配上面臨的不利地位——無論他的這一判斷是否正確——而不是像美國保守派那樣，從意識形態出發。他在6月1日的聲明中很少提及氣候變化和污染本身，而是把矛頭指向利益分配的不公，說明他并未從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否認全球變暖。換句話說，他想退出后再重新討價還價，要個更好的交易（betterdeal），并沒說一定要分道揚鑣。

所以他已經為將來的再次進入留了后手——盡管法德意三國已經立即聲明，不可能再協商。但對特朗普來說，天底下沒有不能商量的事情。至少這是他的邏輯。而且歷史經驗顯示，這不是美國政府第一次退出多邊氣候變化協議。小布什總統在2001年3月以類似特朗普的理由退出《京都議定書》，并沒有妨礙他第二年聯合其他幾國啟動“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伙伴計劃”，更沒有阻礙下屆政府將氣候合作推向更高一個層面。

而最讓人鼓舞的力量來自美國社會。

把白宮的決策視為美國社會的共識顯然是對美國社會和美國聯邦體制的極大誤解，高估了美國聯邦政府對地方政府和美國社會的制約能力。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的講話尚未結束時，美國加州州長杰里·布朗就發表聲明，說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是“受到誤導的荒唐做法”，宣布加州將予以抵制，并在地方政府層面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美國60多個城市的市長也緊隨其后發布了一份共同聲明，表示不歡迎特朗普總統的舉動，并表示，這些代表了超過3600萬美國民眾的相關城市將接受、尊重和恪守對巴黎協定所定目標的承諾。聲明稱，即使美國聯邦總統決定退出巴黎協定，美國的這些城市也會建立或加強與全世界的聯系，共同保護地球，預防災難性的氣候變化風險。加州、紐約州、華盛頓州州長甚至宣布成立“美國氣候聯盟”來捍衛巴黎協定。事實上，早在2016年12月1日，在特朗普剛剛勝選不久，全球90多個超大城市的市長們已經在墨西哥城的第六屆C40市長峰會上為應對特朗普、捍衛巴黎協定而積極準備。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國并未徹底退出。國際社會也不必因為特朗普政府的行為而過于擔憂。需要認識到，維護巴黎協定的最終力量來自于市場和社會以及地方政府的意愿，而非美國聯邦政府。否則，再完美的協議也會停留在紙面上而難于貫徹執行。讓我們在這個令人沮喪的時刻仍然有信心的是，保護地球、防止氣候變暖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識，并得到一系列國際條約和組織的維護，而清潔能源和可持續發展模式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已經廣泛得到認可。這個潮流絕非特朗普總統的一個“手榴彈”就能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