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男，漢族，1928年10月生，四川成都人，194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3月參加工作，前蘇聯莫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畢業，大學文化，高級工程師。曾先后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代總理、總理、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五中全會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內容簡介：

《李鵬回憶錄(1928-1983)》是李鵬同志親自撰寫的一部自傳體書籍，時間跨度從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本書詳細記述了這一時期李鵬同志的人生經歷，包括動蕩的童年、少年時期在延安成長、從延安到東北、在蘇聯學習水電專業、在電力系統工作等。

在電力系統工作的28年中，李鵬同志在水電、火電、供電和電網等各種專業上都工作過，做過技術、行政和黨務工作。1981年擔任電力部部長。

本書分為16章，共計48萬余字，并配以130余張照片，其中大部分內容是李鵬同志的回憶，其余的資料主要來源于李鵬同志父母親的傳記、李鵬同志的日記和工作筆記以及其他有關資料、文獻等。

《李鵬回憶錄(1928-1983)》內容翔實，感情真摯，語言質樸，為讀者展現了一幅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畫卷，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生動教材，對黨史、國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前言(節選部分)

一 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我的父親叫李碩勛，母親叫趙君陶(原名趙世萱)，他們于1926 年8 月在上海大學結成良緣，成為一對志同道合、相親相愛的革命伴侶。從他們的結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親坐在一個大椅子上，相貌端莊、溫柔文雅，父親坐在母親身旁，身材修長，剛強堅毅。這張照片我母親一直珍藏在身邊，這是她幸福而永恒的紀念。

說起父母親的相識，還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 年3 月，我父親在上海大學讀書。當時的上海大學是我們黨參與創辦的一所學校，培養出了大批黨的干部，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張太雷等都曾在這里任教。有一位同學叫陽翰笙，他患有胃病，組織上安排他和李碩勛、劉昭黎、雷曉暉等幾位同學一同到杭州養病并補習功課。他們四人在西湖邊的葛嶺山上租了一套四間屋子的平房，自己動手做飯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務。杭州風景秀麗，氣候宜人，陽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來。我父親隨身帶了許多關于馬列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在那里苦心閱讀鉆研。有一天，雷曉暉碰到一個叫鐘復光的同學，就邀請她來西湖的住處。鐘復光后來嫁給了上海大學的一位教社會科學的教授施存統，他們的兒子就是新中國成立后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過了幾天，鐘復光來到了葛嶺山上的住處，和她一起來的還有一位20 歲左右的女學生。鐘復光介紹說：這個女孩子叫趙世萱，是趙世炎的妹妹，從北京來到上海，準備明年報考上海大學。就這樣，我的父親和母親相識了。以后他們同時就讀于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他們經過相識、相知，互相萌發了愛慕之心，在第二年8 月結為終身伴侶。

我的母親非常喜歡杭州，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西湖秀麗的風光，還有她對父親的無盡懷念。母親晚年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她還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牽腸掛肚的地方。1982 年她終于如愿以償，在西湖邊上的一家休養所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時光。

1928 年10 月20 日，也就是農歷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 號。在我出生的時候，我的父親受黨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從事黨的白區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省軍委書記，后又任省委代理書記，所以未能陪伴在母親身邊照顧她。過了半年，到1929 年3 月，我父親才奉中央的調動，回到了上海。這時候我已經快半周歲了，父親見到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興。他就問母親：“給他取名字了嗎?”母親說：“還沒有呢，等你來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說：“他在我們李家屬于‘遠’字輩的，就叫李遠芃吧。”我母親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詩《賀雨》，其中有兩句是“萬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親說：“‘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這說明我們家又多了一個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夠像茂盛的草木一樣，永遠扎根在中國人民的土地上。”就這樣，我的名字就定下來了，叫李遠芃。后來，我12 歲去延安的時候，蔣南翔幫我改名為李鵬，一直沿用至今。

二 我的家庭

我的父親李碩勛于1903 年2 月23 日出生在四川省宜賓慶符縣(今屬高縣)，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沒有見過。我們家在當地是一戶比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據說我的先輩是從湖北省麻城縣移民過來的。早在明末清初，由于戰亂和疾病的影響，四川省人口銳減，清政府動員鄰近省的老百姓移民到四川，耕種土地，減免稅賦，讓四川重新發展起來。我在麻城的祖先李朝翰從麻城遷移到四川慶符縣。家譜中記載，四川李氏從第一世李朝翰一直傳到我這一輩“遠”字輩。后來在湖北省麻城縣也發現了李氏家譜。家譜上說，這個家族的第十代有一個男丁名朝翰，后遷移到四川，他的出生年月是明萬歷十二年。這樣，兩份家譜就對上了。麻城的父老鄉親們聽說我的祖籍是麻城，都很高興。當地的縣領導多次到北京來看望我，希望我能回老家看一看，我也有這個愿望。2002 年5 月，我終于如愿以償，和朱琳一起回到了麻城老家，來到我的祖籍地李家壩，去李家祠堂祭拜了李氏祖先。

李碩勛從慶符縣小學畢業后到宜賓上中學。那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后，他積極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北洋軍閥和抵制日貨的斗爭，并接受了進步思想。他和陽翰笙是好友，兩人都認為宜賓消息閉塞，就到成都考上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學。在1921 年的這段時間里，他們接觸到許多新的進步思想，其中包括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給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他們結識了吳玉章，欽佩他的革命思想和淵博知識，多次向他請教，思想上受到很多啟迪。吳玉章是同盟會會員，當時在成都高等師范學校任校長。共產黨員王右木也向他們講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事情。李碩勛、陽翰笙和其他同志共同組建了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

因為搞愛國學生運動被發現，李碩勛、陽翰笙等人被四川當局通緝。他們不得不在1922 年11 月離開成都，坐船到重慶。陽翰笙在離開成都時寫了一首詩，反映了那時他們的心情。詩中寫道：“錦江之水清又清，水底游魚分外明。不怕虎狼爪牙至，一帆東去自由身。”年底，李碩勛又從重慶到北京，進入弘達學院(即今北京市二龍路中學)學習。隨著國共兩黨合作，實行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共同反對北洋軍閥政府，革命力量中心已轉移到了南方，李碩勛和陽翰笙又到了上海。他們在1924 年都考入了上海大學。我父親在上海大學接受了系統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并于1924 年由青年團員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我的母親趙君陶于1903 年1 月17 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陽縣①龍潭鎮，她原名趙世萱，后改名為趙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趙從善，外祖母叫陸碧蓮，他們是從江西南豐縣遷到龍潭鎮定居下來的。酉陽位于四川的最東南部，是一座千年古城，交通十分閉塞。全縣大部分是山區，唯有龍潭鎮這塊地方有酉水經過，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是一塊富饒的地方。從四川的東南五縣要到外地只能走水路，經過酉水，進入湖南省的沅江，然后再進入長江。

我的外祖父趙從善在江西的時候家境十分貧寒，他給一位桐油商人做徒弟，這位桐油商人帶著他經長江到了四川酉陽。那時候桐油商人的生意做得還不錯，逐漸積累了一些財產。但是他年紀大了，膝下無子，看趙從善身強力壯，做事勤快，為人忠厚老實，臨終的時候把所有的財產和桐油生意交給了他，要他好自為之。這樣，我的外祖父接管了這位桐油商人的全部家產，繼續做桐油生意。他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賺了不少錢，后來在龍潭鎮購置了200 多畝土地，算是一個富足的大戶。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膝下一共有九個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親排行第九，名字中間都是“世”字。我的二舅叫趙世玨，三舅叫趙世炯，四舅叫趙世章，五舅叫趙世炎。我了解較多的有三舅、五舅和三姨，其他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我的三舅趙世炯，信仰讀書救國，從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學校畢業后，進入郵政電信機構工作。當時，這類機構的薪水比較高，收入也比較穩定，他對我們全家，特別是我的五舅趙世炎、我的母親和我的三姨趙世蘭，尤為關照，不僅在他們讀書的時候照顧他們，而且在整個革命斗爭中也為他們提供了許多幫助和援助。后來，趙世炯的幾個子女都先后加入了共產黨。周恩來、鄧穎超很熟悉我們趙、李兩家的情況。解放后，鄧穎超專門給趙世炯寫了一封信，稱他為“三哥”，要他從杭州到北京郵電部工作。當時，李強是郵電部的負責人之一，他曾告訴我：“我和你的三舅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過。”

我的五舅趙世炎，早在1920 年就赴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建立了旅法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和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共青團組織的前身)，是我們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在大革命時期，他參與領導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并取得勝利。1927 年7 月19日，趙世炎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被殺害了，當時他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代理書記。

我三姨趙世蘭，是我們黨內一位比較著名的老大姐。她1919 年隨全家從酉陽遷往北京，后來上了北京女師大，1925 年參加反對校長楊蔭榆的斗爭。許廣平等學生運動領導人受到反動政府追捕，其中劉和珍和我三姨都被非法關押，她們在獄中作了堅決的斗爭。由于社會各界名流對北洋政府的強烈抨擊并多方營救，她們才被釋放。學潮時，我母親也曾在女師大補習功課。

我的父母和趙世炎、趙世蘭等親屬都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他們的革命事跡影響了我的一生。雖然他們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后來都成為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早期的共產黨員，特別是我的父親和五舅都為共產主義的崇高信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并不奇怪，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類似的情況，因為他們從青年時代就抱有強烈的愛國熱情，特別是在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后，脫離了原來的封建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為堅定的革命者。

① 四川省酉陽縣，即今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1997 年3 月14 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批準設立重慶直轄市，原四川省東南部的石柱、秀山、酉陽、黔江、彭水5 個民族自治縣改由重慶市管轄。

三 父親在海口英勇就義

1925 年5 月30 日，上海發生了轟動全國的五卅慘案。李碩勛參加了上海各界進步人士和廣大工人群眾的抗議活動，成為上海學生會的領導人之一，后被推薦為上海學生聯合會代表。1925 年夏季，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成為中國革命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

1926 年夏季，北伐戰爭打響了。經過激烈的戰斗，北伐軍節節勝利，占領了通往武漢的要地汀泗橋和賀勝橋，并且攻克了武漢。革命的中心逐漸轉移到武漢地區，中央派遣李碩勛和趙君陶夫婦也來到了武漢工作。隨后，以葉挺獨立團為基礎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師長是李漢魂，副師長是葉挺(后升任第十一軍副軍長兼第二十四師師長)。受黨組織的派遣，李碩勛前往二十五師，擔任政治部主任，這也是他投筆從戎的開始。

大革命失敗后，許多共產黨人認識到，我們黨不掌握革命的武裝力量就不可能取得勝利。1927 年8 月1 日，在周恩來等同志的領導下，發動了南昌起義，并且占領了南昌城。這是我們黨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武裝打響的第一槍，所以新中國成立后把南昌起義的這一天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

在南昌起義中，李碩勛擔任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的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師長是周士第，歸軍長葉挺、黨代表聶榮臻領導。南昌起義后，部隊開始撤離南昌，南下廣東，戰斗力最強的第二十五師擔負后衛任務。這支部隊和兄弟部隊一起在江西會昌同國民黨部隊打了場惡戰，傷亡很大。會昌戰斗后，起義軍向廣東汕頭方向轉移。起義軍進入廣東境內，第二十五師轉歸朱德同志指揮。當部隊轉移到廣東大埔縣三河壩鎮時，國民黨錢大鈞的部隊已追趕到大埔一線，朱德、李碩勛、周士第三人組成的前敵委員會在三河壩鎮指揮部隊，對錢大鈞帶領的大隊人馬進行了頑強的抵抗，贏得了一定的時間。鑒于形勢十分危急，朱德對李碩勛說：“我們現在需要請示黨中央，決定今后部隊的動向，你對上海很熟悉，所以決定由你去上海向中央請示。”這樣，李碩勛就告別了部隊，轉道廣東前往上海。后來，朱德、陳毅等領導的第二十五師等部隊的余部上了井岡山，和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的紅軍勝利會師。

李碩勛到上海以后，立即向中央作了匯報。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實際上是瞿秋白和周恩來，周恩來同時還擔任中央軍委書記。隨后，李碩勛被留在上海做黨的地下工作，先后被任命為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軍委書記，后又任浙江省委代理書記。1929 年春回到上海，參加了中共江蘇省委的領導工作，擔任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后又擔任中央軍委委員。

在擔任江蘇省委軍委書記期間，他積累了建立人民軍隊的豐富經驗。大革命的失敗使他深刻地認識到建立工農紅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在省委的領導下，將當地的共產黨武裝力量組織起來，先后參與領導了紅十四軍和紅十五軍的組建工作。何昆(又名何坤)和李超時曾先后擔任紅十四軍軍長。這幾支紅軍活動的地區地勢平坦，沒有可以隱蔽大批軍事人員的地方，在敵人的心臟地帶建立這樣的武裝力量很不容易。不幸的是，這幾支紅軍終因勢單力薄，在和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戰斗中被打散，何昆和李超時等同志都英勇犧牲了。

根據黨中央的緊急指示，中央的一部分同志從上海等地轉移到了蘇區。我的父親也被任命為紅七軍的政委，接替原政委鄧小平。紅七軍是鄧小平領導百色起義以后建立的一支工農紅軍隊伍。

我父親原定的任務是盡快趕上紅七軍，把紅七軍帶往江西蘇區，以便集中紅軍的兵力，壯大中央蘇區的力量，抵抗蔣介石對蘇區的侵犯。就在他抵達香港準備轉往紅七軍的時候，突然接到中央電報。原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犧牲。廣東省委代理書記章漢夫認為省委領導力量很單薄，向中央報告，希望派一位負責同志來廣東主持工作。在這種危急情況下，中央改變了原定讓李碩勛去紅七軍的決定，任命他為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軍委辦事機構那時設在香港九龍。不久，經過組織上的批準，我的母親帶著我一起來到了香港，見到了我的父親，一家人團聚了，十分高興。

短暫的團聚后，根據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親只身一人赴海南島主持召開軍事會議。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國民黨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兩個：一是有叛徒出賣;還有一個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當地方言，在海南又沒有任何關系掩護，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親被捕后，在獄中受盡敵人的嚴刑拷打，但他沒有絲毫畏懼，以一名共產黨人視死如歸的堅貞品格和不屈意志，同敵人進行了頑強斗爭。據后來一位被營救出獄的同志回憶，敵人對他進行了各種殘酷折磨，以至兩條腿都被打斷了。身份已經暴露，為了保護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安全，他始終咬緊牙關，只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沒有做出任何出賣黨、出賣同志的事情，表現了共產黨人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他給我母親留下一封絕筆信，信中要求我母親培育我成長。在臨刑的那一天，他在刑場上大義凜然，高昂起不屈的頭顱，面對國民黨反動軍警，大聲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的口號，從容就義，時年28 歲。

父親離開家后，母親帶著我一直在香港焦急地等候著他的消息。一個多月過去了，仍杳無音信，母親心里非常不安，預感到父親出了什么事，隨即向廣東省委報告了。廣東省委代理書記章漢夫已布置全力營救父親。母親非常思念自己的丈夫，終于有一天忍不住跑到柯麟同志的家里，請他幫忙搜尋父親的消息。柯麟同志是我父親的戰友，當時在香港做地下工作。其實，我父親在入獄后就已感到兇多吉少，寫下兩封遺書，托獄中同情共產黨的人，把這兩封信帶到香港，轉交到柯麟和他的夫人陳志英手中。柯麟夫婦大約在十天前就收到了書信，并得到李碩勛犧牲的消息。他們知道我的父母是那樣的恩愛，不忍心將這個噩耗告訴我的母親。在我母親再三追問下，最后陳志英不得不將李碩勛犧牲的消息以及他留下的這兩封遺書交到我母親手里。

第一封信是寫給陳志英的，信中說：“英姊：我本不識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寫一函存你處托轉她。我死不必念，務望代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處要數百元作路費回家，根本把兒子安頓好為要。勛托九•十四” ①。

第二封信就是我父親寫給母親的遺書：“陶：余在瓊已直認不諱，日內恐即將判決，余亦即將與你們長別。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為我過悲，惟望善育吾兒。你宜設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死后尸總會收的，絕不許來，千囑萬囑。勛九•十四”。這封遺書表現了父親對中國革命忠貞不渝和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氣概。他還囑咐我母親不要過分悲傷，“惟望善育吾兒”，當然就是指我了。

這封遺書，我母親一直沒有給我看，我只是從了解情況的老同志那里聽到過一些遺書的片段。直到195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30 周年之際，我父親的好友、戰友李一氓在《新觀察》雜志發表了《革命先烈李碩勛》一文，詳細敘述了他短暫的革命的一生，同時公布了這封遺書，我這才看到這封遺書的全文。在這期雜志上，還刊登了朱德、郭沫若、周士第等同志緬懷李碩勛烈士的題跋。

后來，我的母親在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則簡短的消息：在海口捉拿了共匪要犯李碩勛，現已按照國民政府的決定，執行了槍決。我的母親十分小心地收藏著父親的遺書和這份報紙。直到1959 年夏末，我妻子朱琳抱著大兒子小鵬隨母親一道，親自將原件交給了正在為國慶十周年布展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使之成為緬懷先烈、教育人民的珍貴教材。

不久，母親接到了中央的來電，指示我們先回上海，再商量以后怎么辦。這時，我母親已經有了四個多月的身孕，行動已不是很方便。她帶著我從香港坐著輪船顛簸到了上海。到碼頭接我們的是陽翰笙，還有一位叫戚元德的女同志。當時戚元德在黨的一個外圍組織互濟會工作，任務是接濟一些黨內有困難的同志，比如說遇難同志的遺孀或是有危險的家屬。多年以后，我在延安遇到了戚元德。她對我說：當年在上海碼頭上接到君陶，她穿著一身黑色的衣服，挺著一個大肚子，手里領著一個3 歲多的小男孩，那就是你。我看到后感到十分的心酸和悲痛，兩人互相擁抱大哭了一場。

這就是我父親1927 年離開上海，直到1931 年在海口英勇就義的經過。新中國成立后，廣東省委和四川省委收集了大量我父親的革命經歷，而且編輯成冊，教育后人，在這里我就不再詳細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