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之路究竟應當如何走下去，成為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學界和政府研究部門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目前，一種傾向性的意見是：中國現有的增長方式已經不可持續，中國需要借助本次金融危機提供的機會，盡快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這種轉型大致涉及兩個層面上的問題：第一，是從依靠外部需求（出口）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成為依靠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第二，是從依靠低技術、低附加值、高能耗和高污染為主的產業結構向依靠高新技術、高附加值、低能耗和低污染的產業結構為主的轉型。支持這種結構轉型的主要理由：1，中國能源和原材料短缺；2，環境趨于惡化；第3，勞動力供給趨緊；4，產業附加值低。

初一看，這樣的說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細分析起來就會發現其中包含著許多常識性的錯誤，并且嚴重脫離中國的實際。簡單地講，就是上述言論只是給出了調整目標，但是卻沒有給出約束條件，從而是無解的。

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約束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約束是什么？并不是經濟學家們所擔心的資源，這是因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資源是可以通過貿易從外部世界獲取的。在這方面，資源貧瘠的日本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榜樣。因為日本的經濟總量至今仍然都要比中國大很多，而其資源的擁有量則比中國要少得多。如果再從動態的角度來看，只要市場機制是起作用的，那么只要當某種資源的供求關系趨于惡化時，其價格就必定會上漲，結果在價格機制的作用下，人們就一定會去尋找和生產可供替代的新資源來滿足買方的需求。所以，當經濟學家們認為資源擁有數量的不足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危機的說法只有在一個沒有貿易與技術進步的環境下才是正確的，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今日中國早已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世界的技術進步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因此資源短缺并不構成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約束。進一步而言，假如中國經濟增長導致對資源需求數量增加，并推動資源及其替代品價格的上漲，那么這說到底也不過是對于廠商利潤的沖擊，而不是對于經濟增長的約束。上個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的悲觀預言并未變成現實就是最好的例證。

在我看來，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約束主要是制度和勞動力的結構。從靜態角度來看，制度因素一直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主要障礙。簡單梳理一下，我們就可以發現：第一，受現有土地制度的制約，農村居民不能以移民的身份進入城市自由擇業，從而限制了中國廣大農民通過參與城市工業化發展來分享經濟增長之成果的機會；第二，受現有垂直行政管理體制和戶籍管理制度的制約，中國的人口不能自由流動，這又限制了中國缺乏經濟增長機會（原因在于缺乏貿易機會）的鄉村居民和中西部勞動者分享中國經濟增長之成果的機會；第三，即使是在城市，過度的行政管制造成進入市場的成本過高，從而導致普通居民無法自由創業。這一切事實表明，中國廣大勞動者之所以不能充分分享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關鍵在于制度，而不是資源。正是因為中國廣大勞動者沒有能夠充分分享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于是就產生了內需不足的問題，從而造成了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出口的增長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的出口具有內生性，既然如此，一場來之于外部的金融危機沖擊并不能夠改變中國高度依賴于外部需求的增長方式。假如中國沒有進一步的體制改革，那么在外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就只有承受經濟增長減速的嚴重后果。

再從動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還會遭遇到存量勞動力結構的制約。根據有關的統計資料，中國的存量勞動供給大約有8.4億，其中90%以上是沒有受過良好訓練、從而不擁有人力資本、只能從事簡單加工制造的一般勞動者。在這樣的存量結構下，中國若是根據一些經濟學家的建議，放棄低端加工制造業，那么中國的經濟增長馬上就會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大量的一般勞動將會因為經濟結構的升級調整而失去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高端產業則會因為存量稟賦的制約而難以獲得人力資本要素。其結果將是現有增長結構的崩潰與大量失業的并存。

結構崩潰會造成經濟增長的危機，而失業的增加將使中國失去寶貴的人口紅利。

幾乎人人都在說最近30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因為有人口紅利，但是人口紅利的來源顯然是在于存量失業人口的充分就業，假如中國為了不可企及的結構調整而造成大規模失業，那么我們不僅會失去人口紅利，還會背上巨大的人口負擔。試想，今天還只有30歲或者40歲的勞動者，一旦因為結構調整而失去工作，那么他們的養老金從哪里來？將來又由誰來養活他們呢？更進一步的分析還表明，伴隨著失業人口的增加，不僅工資總量會迅速降低，而且工資率也會因為更為激烈的就業競爭而趨于下降，所有這些必定會對內部需求造成沖擊，從而與變依賴外部需求（出口）為主的增長方式為依靠內部需求為主的增長方式之調整目標剛好是相悖的。

現有約束條件下最可行的增長路徑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什么樣的結論呢？第一，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并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而是取決于其制度結構和既定的稟賦結構。中國缺乏內部需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既定的制度結構不能讓大部分中國居民去充分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所造成的，而中國之所以只能在國際分工中從事較為低端的加工貿易則是由中國存量勞動供給中人力資本過于匱乏的稟賦結構所造成的；第二，面對中國內需匱乏、存量失業規模巨大和人力資本短缺的約束，中國沒有理由去改變目前的增長方式，而是應當在現有的約束條件下尋找最為可行的增長路徑，那就是保持經濟增長的速度，并將支持勞動要素密集產業的發展置于優先地位，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盡快消化掉存量失業，只有當存量失業消除之后，工資率才有提高的可能，企業也才有可能走上用技術替代勞動的結構調整之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存量失業消除之后，企業的技術進步與結構升級才不會產生增加全社會失業人口的消極影響；第三，即便如此，結構調整也不是在短期內可以實現的，這是因為充分就業和工資率的上漲只不過是結構調整的必要條件，事實上還需要有某些個充分條件來支持，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要有足夠數量的人力資本供給，很顯然，人力資本供給短缺的問題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的，這是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辦法讓那些過了讀書識字年齡段的勞動者變成知識勞動者，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讓他們的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借以達到增加未來人力資本供給數量之目的。由此可見，人力資本供給的增加是具有跨期性的，既然如此，我們就有理由認定對于一個發展中轉型國家而言，其結構調整是個具有跨期性質的長期過程，絕不可能在當期這一代人的手里得到實現。我們這樣說并不是出于悲觀，而是基于中國的現實。

轉變增長方式需從長計議

在回答了中國的增長方式為何難以改變的問題之后，我們就可以來進一步解答維持現有增長方式所帶來的難題：第一，是關于原材料和能源供給不足的問題，只要我們堅持對外開放的國策，那么就可以通過進口來加以緩解，如果中國的進口會促使資源價格上漲，那么這反過來不是導致替代品供應量的增加，就是要求企業去降低資源消耗，根本就用不著政府的行政干預，從而導致市場機制的失靈；第二，是關于環境惡化的問題，這需要我們對環境作出正確的估值，對于一個以低端加工制造為主的國家來說，增加就業顯然比維護一個高標準的環境來得更加重要，所以，只要環境的貼現值不為負，環境不是壞到不能修復的地步，我們就沒有理由為此而放棄能夠增加就業的發展機會。如果說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以環境在一定程度上的惡化為條件，那么我們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應當盡可能地防止污染產業向中西部地區的擴散，這是因為中國的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幾乎是中國所有大江大河的發源地，而根據自然科學研究的結果來看，下游地區由于瀕臨大海，其環境自凈能力要遠遠高于遠離海洋的上游地區，所以，假如經濟增長非要以環境消費為成本和代價，那么把這樣的產業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可以說是理性的。從長期來看，隨著經濟增長、國民收入提高和人力資本供給的增加，我們是沒有理由、也絕不會以犧牲環境來維持讓人類生存條件持續惡化的經濟增長的。所以解決環境問題所需要的是如何求得短期與長期不同的均衡解而已，千萬不要把短期與長期的分離均衡混淆起來，使我們找不到正確的增長路徑；第三，是關于勞動力供給趨緊的問題，就中國有8億左右勞動人口，正式和非正式就業人口尚不足5億而言，我們沒有理由說今天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已經趨于緊缺。事實上，在中國某些地區出現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狀況，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與政府有關部門不當的經濟政策有關。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英國工業化早期為了向城市工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不惜發動了圈地運動，而美國為了滿足城市工業化發展的需要，更是不惜發動一場內戰（南北戰爭）來解決北方工業化發展所面臨的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所以，為了解決中國存量失業人口規模巨大、而勞動力供給卻不能滿足城市工業化發展這一問題時，我們應當做的不是鼓勵不合時宜的結構升級，而是需要能夠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體制改革；最后，是關于中國工業附加值過低的問題就更加容易得到解決了。中國工業的附加值低，是因為中國的要素稟賦決定了我們只能做低端加工制造。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既然中國投入加工制造業的都是簡單勞動，那么當然就只能獲得較低的附加值，中國要想獲得較高的附加值，就只有改變我們的要素稟賦。如前所述，改變要素的稟賦結構是需要時間的，因此，在中國要素的稟賦結構改變以前就想要獲取高回報，那純粹是非分之想。

至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對于一個低收入發展中轉型國家而言，經濟結構調整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因為這會受到要素稟賦的制約。理性的發展戰略應當是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盡可能實現充分就業，積極推進體制改革，增加全社會的人力資本投資，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將來剩余勞動供給趨于枯竭的時候，不失時機地進行結構調整，借以保證中國經濟走上可持續的增長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