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探索怎樣開展好能源的國際合作，首先要弄清楚自己有怎樣的能源發展目標。我們的關注點和精力不應該老放在擔心別人有資源不賣給我們，到處找油氣上面。中國的能源國際合作是否有更廣闊的空間，最終取決于自己國內的能源市場做得怎樣——做好了國內的事，才會擁有話語權，再尋求國際合作就能事半功倍。因此，我們應該調動公共資源，先把節能減排和國內能源結構的優化真正做起來。

能源的國際合作，主要涉及三個領域：傳統/化石能源的跨國開采和貿易、清潔能源和新能源的技術研發和市場培育、能源資本市場國際化經營。從政策層面探討一個國家如何開展能源的國際合作，核心爭論點是要不要為某個能源領域的發展提供公共政策資源的支持。就中國的國際能源合作而言，我們有必要必須弄清楚一個問題，并對之形成共識，即：我們的能源發展目標是什么，我們到底希望看到自己國內的能源市場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在此基礎上，才能知道中國應該把能源國際合作的重點放在哪一塊，怎樣去合作。把主要關注點仍然放在油氣上，是不是慢了一拍？

近幾年，中國的能源企業加大、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出現了并購海外油氣資產的熱潮。對此，國際媒體中充斥著對我們的擔心和不滿。我們這廂，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力量則不遺余力地批駁“中國能源威脅論”。

然而2009年9月和2010年元月底，我兩次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能源專家組會議，一次在迪拜，另一次是達沃斯的年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在這個由來自主要能源生產和消費地區的能源企業、市場調研、學術精英組成的隊伍中，根本沒有人關心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油氣投資，也沒有人把哪個國家的石油由誰來開采當回事，更沒有人討論現在的國際油價是高還是低。大家關注的能源話題是什么呢？我們那個組，主要是討論國際核燃料市場的建立和核廢料的處理。年會上，大家的討論集中于智能電網，以及能源生物技術和新能源融資。例如韓國的能源部長，就在達沃斯年會上推介了他們的社區智能電網設計模型。

達沃斯論壇當然不是世界上惟一討論能源問題的論壇，但它所透露出來的信息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和參考：在別人已經把國際間能源問題的焦點放在新能源、智能電網上面，并開始探討相關公共財政如何合理使用、大企業下一波投資方向的時候，我們的關注點卻還更多地停留于到處找油氣、考慮怎樣拿過來上面，這是不是慢了一拍？

不是說油氣資源已經不被國際社會所重視，而是大家似乎不像以往那樣擔心中國油氣需求的增長。這其中我想可能有幾個原因。最核心的原因，是一些研究機構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整體能源需求做了預測，比較一致的判斷是：從2011年開始，整體OECD的油氣需求量是下降的，至少是持平；雖然中國和印度對油氣的絕對需求量仍在上升，維持現有產能的可能性高，，所以未來十年左右油氣的供應缺口可能不是很大。例如，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油氣需求已經呈下降趨勢，這主要是由其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帶來的。因為工業、長途交通運輸、航空等對能源的需求量變化并不是太大，影響石油消費的最大變量其實是汽車業。由于買車、開車的大多是年輕人，所以人口結構又決定著汽車業的石油消費量。既然OECD的總需求量要么持平、要么下滑，那么今后跨國石油公司、天然氣公司生產的油氣往哪兒賣，也是一個問題。

其次，采油需要資金和技術隊伍，特別是在中東、非洲等局勢動蕩、條件艱苦的地方，采油付出的各種連帶成本，包括政治外交的成本很大。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2009年中石油獲得開采伊拉克的魯曼拉大油田的合同，卻沒聽見外國媒體高調評論。畢竟，在伊拉克戰場上付出代價的官兵們來自歐美及其戰略盟國，而其中沒有中國。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國際油價并沒有高得多離譜。

人們常說國際油價歷史最高到了147美元一桶，這其實只是2008年7月11號的某一個時間點的期貨報價，并不是成交價，2008年的平均油價是90美元一桶。2009年，隨著金融危機帶來的市場需求的減少，國際原油價格有較大的回落。

正是基于這些形勢和結構的新變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企業投資海外油田、氣田就遠沒有金融危機前那么敏感了。相反對中國來說，倒有一個新的問題要引起重視了：我們拼命地到海外去買油田、氣田，而人家已經不拼這個命了，轉向了開發更清潔的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例如德國，正在帶頭建立一個國際清潔能源組織，包括它推動氣候變化談判，其策略設計都是為了促進一個新的全球節能減排和清潔能源投資市場的形成，以此來占據一個新的能源領域的制高點。

如果我們總停留在思考怎樣用政府的財政資源、外交資源，來支持中國的企業到海外投資油田、氣田這個思維層次，就可能就會出現一種情景，即不僅僅在消費品生產領域中國為世界打工，在石油等能源生產鏈條上，仍然是中國的公司給其他國家的消費者采油，中國工人去做最艱苦的一線開采。

我們應更多地思考能源服務商的多元化與能源供應保障的關系對于石油和天然氣等重要的戰略資源，我們總有一種危機感，覺得這里面競爭很激烈，不多花點錢和外交資源我們就拿不著，甚至害怕有一天有錢也買不到。就海外能源的供應安全來說，這種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我們也應該仔細想一想，我們的擔憂究竟有多堅實的基礎？如果是擔心別人有油而故意不賣給我們，這是庸人自擾。因為畢竟現在還有一個全球能源市場，這個市場里有買有賣，中間也就是價格的問題。

說到價格，隨著中國與國際能源貿易市場的互動的擴大，我們已經開始重視自己的價格話語權，但由于各種原因，我們往往對價格話語權存在著一種錯誤理解。打個比方，一個大飯店的采購商到一塊農地里買蘿卜，對農民說，你產的蘿卜八成我都買了，那兩成你賣什么價我不管，我買這么多，你得給我降點價——我們認為這就是話語權，因為買得多，所以別人應該給我們優惠。按照這個邏輯，由于中國是大買主、大用戶，所以國際大宗商品貿易，我們得有價格話語權。

然而這個邏輯可以用在菜市場里，卻不能用在國際上。正因為有國家主權這個原則，跨國資源買賣，不存在國內的大飯店對窮農民態勢。就像中國的稀土，過去非常廉價地賣，后來我們突然明白了稀土原來也能賺大錢，不能黃金當著豆腐賣，那我們就提價了，別人也不能怎么著。所以對于價格談判，我們得心平氣和一點。

回到擔心別人有油而不賣給我們的問題，我們不能一味地單邊思考，因為真正的能源生產大戶，它也必須考慮需求的安全。比如說沙特，由于擔心日本的石油消費降低之后自己的油賣不出去，于是去年在日本買地建了儲油庫，把生產出來的油先運到儲油庫，然后賣往日本各地。委內瑞拉和美國也建立了類似的合作關系。大家都只注意到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一會兒宣稱要降低石油開采量，一會兒游說其他石油輸出國減少產量，其實委內瑞拉國有石油公司生產的油70%以上都賣給了美國。委內瑞拉在美國設有煉油廠和油庫，開采出來的原油直接運到美國去提煉，還在美國建了下游加油站。這些模式我們為什么不能學一學？

1993年，中國與沙特曾經探索過在中國黃島建立類似日本的沙特儲油合作項目，為什么沒有做起來？后來，也探索過由沙特公司保障燃油、美國公司提供設備和工藝，在中國福建煉油的項目，進展也不是那么順利。保障整個中國社會的用油，非得中國的國有公司做才安全嗎？能不能有別的模式？

我們的企業拿著大筆的錢到海外并購，低價競標油田，據稱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幾十萬石油工人的就業問題。

考慮到成本，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想，有沒有比動用我們的外交力量、花那么多錢、把我們的民工輸送到海外去開采油田更省力的辦法？

這些問題都需要去點題、去真正面對。換言之，我們需要更多地思考國內市場上成品油、天然氣服務商和供應商的多元化與我們的能源安全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成天琢磨人家是不是有油不賣給我們。

那么，什么情況下會出現花錢買不到油？可能有兩種：一是產油地的油運不出來，二是我們自己的運輸途徑出了問題，這在產油地爆發戰爭，或者我們自己卷入區域性戰爭的時候就可能出現。歷史上我們曾遭遇過美國的能源制裁，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以后，美國領頭不讓我們購買石油，我們用大米向印尼、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家換橡膠，也都受到了美國的阻撓，因為橡膠是重要的軍用物資，沒有它，軍隊的輪胎就轉不起來?？赡芤驗檫@些記憶根深蒂固，所以我們擔心歷史會重演。其實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有錢也買不到這一局面發生在雙方卷入戰爭的情況下。后來我們調整了外交政策，對越南等周邊國家采取不干涉內政的態度，1971年中美全面戰略性對抗結束以后，類似的情況沒有再出現過。當然，也有人覺得中國這些年發展很快，眼看著要崛起了，而美國一直把中國看作最大的對手，因而兩國之間的競爭，尤其在能源領域的競爭勢必會越來越激烈——但這只是未來多種可能中的一種，絕非全部，亦非必然。

考慮與能源相關的公共事務時，我們肯定會有諸多方面的憂慮，這既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但我們也不必盲目恐懼，何必做個罩子自己把自己給套進去呢？

別追求能源金融市場的繁榮近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巨大的增長，中國社會有一種巨大的浮躁，我們的上海要建國際金融中心，北京、天津也都要建。對于國際能源合作，國內有很大一股力量把它理解為要在能源金融上有所作為。特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很多人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抄底華爾街”，把美國那些大的金融公司的人才都挖過來，在中國玩一把能源金融？

但是不要忘了，在這方面我們是吃過虧的。比如說2008年，中國國航與美國高盛公司對賭油價，簡單地說，就是約定合同期內如果國際原油價格在120美元以上，差價由高盛補給國航；如果在120美元以下，差價由國航付給高盛。結果當年國航的虧損80%就是來自于把白花花的銀子交給了高盛。不只是國航一家，其他好幾家國有公司也都吃過這樣的虧。后來在2009年，國資委支持一些中國的公司把這個合同終止了，否則就要告高盛及其同行欺詐。于是中國的公司就在國際上落下了不守信譽、簽了合同不履約的“名聲”。有人說，我們要學會在國際石油期貨市場和能源資本市場中游泳，總是要交學費的。但是，動輒付出上百億美元的學費，至少是一種集體愚蠢，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我的看法是，能源金融市場這一塊，中國千萬別做。

所謂的把國際金融市場做大，不管是能源金融，還是別的什么金融，實際上就是把人群分類：我們這個國家的人是高尚的、高層次的人，我們的手不需要摸機器、不需要挖煤，也不需要生產日常用品，數數錢就行了；你們是低一等的國家、低一等的人，你們打工，我們付錢?？纯催@次金融危機之后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反思，我們會發現這里面有著他們的無奈。美國和英國從里根、撒切爾的時候就搞去工業化，虛擬經濟越來越膨脹，與實體經濟嚴重失衡，最終釀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冰島是最極端的例子，國家全面破產了）。

所以現在很多美國學者開始說了，中美戰略經濟合作，金融這一塊就別搞了。因為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原本的設計，主要是想中美在金融上合作：中國好好打工，把錢交給美國來打理。所以成天搞人民幣匯率戰，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想辦法讓中國金融市場與美國一體化。

世界上有兩個經濟強國，學會了不去琢磨自己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比重和地位，一個是日本，一個是德國。

說白了，金融這個東西包括高程度的騙人術，就是買空賣空、投機倒把。最近上海在嘗試搞期貨指數交易（indextrading），它已經不是期貨交易，而是指數即純數字交易了，這難道就是“國際化”嗎？當我們雄心勃勃地想在全球能源金融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的時候，不妨好好想一想，為什么德國和日本從不拼命發展金融。

中國要把節能減排和能源結構優化真正做起來合作是雙向的。別人是否選擇與我們進行能源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其實最終還是要看我們自己是否努力、國內的能源市場做得怎么樣。因為別人想了解的，無非就是中國的能源技術水平如何，有哪些政策支持，他們有哪些可能參與的空間，等等。如果能夠從中獲益，才會考慮合作。而我們也只有在做好國內能源市場的基礎上，才能清楚地知道要去推動哪方面的國際合作，怎樣利用外界的力量來參與我們的努力。

現在我們一說到能源，所有人都覺得這是非常重大的戰略問題，與國家的安全和未來的發展緊密相關；而在行動上，卻還是拼命地挖煤，拼命地找便宜，該做的產業沒有做起來。我們老說，再怎么調整能源結構也還是以煤為主。這沒錯。但是，思考國家的政策，就得像一個人過日子一樣，家底再差，也應該朝好的方向一步步努力。美國至少還提出一個口號，說要降低對海外石油的依賴，我們呢？認為新能源是發達國家在忽悠我們，氣候變化也是陰謀，似乎只有挖煤才是實實在在的，礦難再頻繁、人死得再多，還是得加大力度挖煤。煤礦的開采我們也不好好做規劃、做技術改進，比如說煤層氣（瓦斯），完全可以大規模市場化開發，既能夠像天然氣一樣進入家庭使用，也可以收集起來發電，更重要的是，它的利用是減少礦難的特別有效的措施——中國礦難頻發主要就兩個原因，一是瓦斯爆炸，一是地質塌陷。但是我們國家的煤層氣多少年都是放在那里不開采、不利用。美國的能源部、環保部想跟我們合作，把煤層氣市場化，我們基本上就是等著美國來教我們怎么做。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說起來中國的裝機容量都排在世界前列，但實際的發電量我們沒有認真做起來，也就沒有形成規模效益。

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大部分人還比較窮，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能成天拿這個做借口。一說要投資做節能減排，我們就很窮，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別人的資金、技術援助；一說別的，我們就崛起了，這個指標世界第一、那個指標世界第二。自己不努力、不爭氣，怎么獲得別人的同情，還指望獲得什么技術援助、轉讓？

在一些領域，中國有做得比較爭氣的事。比如說高速鐵路，我們沒有繞著怨天尤人的圈子走不出來，而是自己搞研發創新。雖然高鐵存在很多爭議，但至少我們做出來了，不光成本便宜，而且確實比日本的跑得快，現在還能把合同往國外做了。這是可以供別的產業借鑒，具有啟發意義的例子。在能源領域，我們的風能、太陽能發電，電網建設，相關機械制造，包括煤炭開采技術等等，如果都能以此為鑒，通過自主創新，做出規模、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我們的國際合作就會有更強大的力量和更廣闊的空間。

中國要與國際上開展良好、高效的能源合作，我想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努力：

第一，國內要真正推動能源的多元化，盡最大努力優化能源結構，減少煤炭消費?，F在中國社會開始出現了批評，說礦難救災是把喪事當成了喜事辦。轉過身來看，降低煤炭的使用真就那么難、那么不可能嗎？這其中的確有各利益方的博弈，會存在很大阻力，但如果國家有一個明確的政策，來推動全社會降低煤炭消耗的增長，我們肯定也能夠得到很多國際合作。像風機的制造，過去幾年我們承接了大量的國外合同，主要就是靠《京都議定書》下的CDM機制做起來的。風機制造也是有爭議的，但是，至少是開始試驗了。

第二，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們與國際上的合作模式是人家出錢、出技術，來幫我們做。但是我們不能老依賴這種模式。特別是中國的經濟總量上來之后，人家憑什么白白地幫我們？別人愿不愿意跟我們合作，取決于他們在合作中能不能受益，所以今后的國際合作，我們不能光去考慮怎樣爭取別人的資源，還必須考慮能給別人什么樣的回饋。

這一切都要求我們把國內的能源市場做好。做好了國內的事情，我們才會擁有話語權，在此基礎之上再去尋求怎樣開展國際合作，就能事半功倍。因此，我們應該落實科學發展觀，調動公共資源，先把節能減排和國內能源結構的優化真正做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