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現代文明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與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休戚相關。由于社會的高速發展，各種能源問題日益凸顯，并已成為影響全球政治格局、經濟秩序和軍事戰略的關鍵因素。長遠看來，中國面臨的能源形勢更為嚴峻。一方面是以煤炭為主的不合理的、不利于持續發展的能源結構；另一方面則是突出的石油供需矛盾及對外依賴程度的不斷增加。因此，轉變能源消費結構，實現能源可持續發展戰略，已成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

危機四伏的能源現狀

人類的一切都有賴于能源的使用。沒有足夠的能源，人類將無法生存，社會將無法發展。事實上，能源問題的影響力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主宰著人類未來的命運。

作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大國，中國正面臨著空前嚴峻的形勢。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曾說（也是不少中國人表示同意的一個觀點）：“中國若要繼續保持經濟增長之勢，就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內部的穩定與外部的和平。”其實，這兩個條件很大程度上都與能源休戚相關。我們知道，一旦出現能源“供不應求”的狀況，經濟發展毫無疑問受到制約。但是，僅僅關注能源的供應量是不夠的，長此以往甚至會成為導致社會危機的根源。

目前，煤炭在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占70％左右，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段時期內，這種能源利用結構很難有實質性的轉變。據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由于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占國民生產總值（GDP）8-12％。現在中國的GDP，總量已經超過2萬億美元，這就意味著經濟損失在1600-24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使用煤炭本身的經濟支出。試想，這一筆損失的金額用于更有意義的投資（比如基礎設施的建設或者是天然氣的開發和利用）該有多么可觀！燃煤不僅成為中國現有污染的主要來源（約占80％），而且它還是導致勞動力效率低下的罪魁禍首。有報道說，深圳一帶接連發生了幾起騷亂事件。起因就是國內每年需要新建十多座燃煤發電廠，對環境污染的加重程度可想而知，于是引發當地群眾的強烈不滿。

不僅是深圳，今天的四川甚至是北京以及中國東北一帶的工業區，都在重演19世紀燃煤技術推動下工業革命時期的種種不幸，不僅勞動力因嚴重的污染而受到很大的傷害，種植業、水產養殖業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然而，國家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恐怕還不只這些。有關數據顯示，上個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煤炭的輸送幾乎耗去了中國整個運輸部門40-50％的力量。

今天情況雖然有所改觀，但問題依然存在。特別是每年入冬后，依靠鐵路來運輸非煤炭物資基本無望，而選擇公路運輸對業已非常緊張的石油供應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對能源政策采取相應的調整，優化能源結構，而一味追求能源產量，不考慮社會成本，最終能源問題就有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從而影響國內秩序的安定。

至于外部環境，情況就更復雜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而和平的國際環境，同樣離不開能源戰略的制定。試問，世界上歷來的沖突與戰爭有多少無涉能源因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只要事關能源，就有可能打破傳統的政治疆界：那些素無瓜葛的國家因此有了頻繁密切的往來；而在一場場你來我往的“能源角逐”中，各國或者緊密團結起來，或者走向劍拔弩張。

而從全球角度來說，所謂“能源問題”，主要是指石油問題。石油作為現代工業的第一能源，始終處于世界各國能源戰略的核心地位。而保證石油安全也一直是世界各國經濟利益之所驅。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未來各國都會受到內、外雙重壓力的考驗：一方面是石油需求量的不斷增加，而內部供應卻明顯不足。由于國際油價持續攀升，進口能源無疑會增加經濟運行的成本，這對于中國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長遠發展而言十分不利，甚而將嚴重遏制國內的經濟發展規劃和國際戰略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石油供應大部分將依賴國際資源，這就使能源安全問題變得尤為突出。試問，我們的能源安全究竟依靠誰來提供?我們是否有能力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結束不久的伊拉克戰爭是否意味著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掌控又勝人一籌?又如果，我們所需的進口石油大部分都將流經他國領地，那么我們的能源安全是否還掌握在自己手上?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再繼續執迷于石油，因為它終究是不可再生和有限的。或許，我們可以不關心它究竟何時枯竭，但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石油的供應速度很快將跟不上人類發展的速度。有人說，我們正在以每生產一桶卻消耗兩桶的速度“終結”石油時代，這恐怕并不是什么危言聳聽。

一言以蔽之，能源對于人類社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們無時無刻不依賴于它。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能源的背后卻也潛藏著無數令人困苦和焦灼的難題甚至是危機。而今中國所遇到的難題，也是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所面臨的難題。也正因為如此，如果找不到一個更為長久的、可靠的、可持續的能源解決方案的話，那么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嚴峻考驗還將繼續。

能源使用的發展趨勢

當今世界的三大主要能源分別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煤炭儲量非常可觀，這是人盡皆知的，但它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清潔，且能效很低；石油比起煤炭來說雖然要清潔得多，但是長遠來看，它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就是“供不應求”；至于天然氣，其儲量實際上同樣相當充裕，然而這一點恰恰不是眾所周知的。有趣的是，人們習慣上總把“油氣行業”混為一談；事實上，石油與天然氣卻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行業。這里，我們并不著意強調兩者在物理性質或是化學成分上的不同（比如，一個是液態能源，一個是氣體能源）。值得注意的是約占世界儲量70％的石油所分布的位置僅僅占到地表總面積的2％。相比之下，天然氣可謂無所不在。從開發利用角度來說，天然氣也比石油更為清潔、高效。如此說來，能源問題的出路其實顯而易見，且并非遙不可及，緣何人們至今沒能全力以赴?

美國人對于石油的“情有獨鐘”是舉世公認的。這個人口只有3億（不到世界人口的5％）的國家，每年的石油消費量競遠遠超過排名第2至第5位的四個國家之和！然而，石油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這個道理人們似乎明白得有些晚，正如人們對天然氣的誤解消除得也有些遲。在美國，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天然氣才開始顯然其獨立的經濟價值，而此前一直被認為充其量只是一種石油行業經濟的邊緣副產品。早年許多專家、學者對國內天然氣儲量估計嚴重失誤，即便是美國天然氣協會的經濟學家們在使用了歷史上最高的單井發現率的前提下，得出的結論也依然悲觀。其實，他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判斷全部是基于20世紀50年代時期以來石油公司主導下的石油經濟性的考慮，而沒有把天然氣作為一種有內在價值的能源商品單獨加以分析。在那些年代，地質學家們不會致力于發現每個可能的天然氣區域，特別是那些石油匱乏卻有著大量天然氣的巖層。這一判斷上的失誤（恐怕也是一種先人為主的偏見）對于天然氣行業的獨立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于是，煤炭和石油一度占據了能源市場的主導地位。

今天，美國仍是能源技術的領頭羊，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領先的煤炭和石油開發、利用技術并不代表全球能源的未來走向。或許，我們已聽聞了不少關于“潔凈煤”的優點。但說到底，這只是一些自相矛盾卻又非常取巧的游說之詞罷了。我們實在不能天真地以為潔凈煤竟然能夠潔凈到不含硫磺的程度!我們知道天然氣的開發和利用基本上是不可能產生汞、硫化物這些“副產品”的，即使是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也微乎其微，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還不到煤炭利用過程中的一半。單憑這一點，天然氣的燃放標準就已是煤炭永遠都望塵莫及的。對于一種即將淘汰的能源技術而言，所謂的改進不過是抱殘守缺和自欺欺人，至多只能延緩它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的時間。

我們今天完全具備擁有更高效、更清潔、可持續能源的技術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這樣一種更好的能源方案（哪怕只是作為一種理念）就能被人們歡欣鼓舞地接受。中國的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由于燃煤造成的污染已經導致這個國家上千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既然如此，為什么中國不選擇高效而清潔的天然氣作為主要能源呢?如果說，中國對燃煤的依賴說明其能源使用還停留在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那么20世紀以來由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啟并延續至今的石油時代是否就是值得效法的明智之舉呢?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石油作為一種比煤炭更高效、更清潔和更易運輸的燃料，最大的市場占有率至今未能超過全球能源市場的一半（在煤炭使用的鼎盛時期，它的市場份額卻能突破90％）?而又為什么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AppliedSystemsAnalysis）預測天然氣的增長將有望滿足全球能源市場的80％?（如圖1）

在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前，我們需要明白，能源的使用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一種個體化的行為。對某個特定的社會而言，則代表著一種集體性的習慣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行為定勢。而我們也知道，想要改變一個人的日常習慣總不是那么輕而易舉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今天亞洲國家所走的能源之路很難脫離過去19、20世紀的影響。人們之所以樂于使用燃煤，是因為他們同過去一樣，沒有考慮到這一能源使用方式所造成的外部成本，而只關注到表面“似是而非”的廉價優勢。對待石油，人們同樣沒有表現出超越“慣性”的智慧與遠見。不少人雖然已經認識到，遲早有一天石油對全球能源市場的百分比貢獻將達到最大值，但它畢竟還有燃煤所不及的眾多優點，那么至少眼下它有理由為人們繼續所使用。遺憾的是，人們很少關注這樣一個事實：今天仍然在全球范圍內刷新使用記錄的惟一豐富、清潔的燃料只有天然氣；人們也很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石油供應是否還能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只要習慣告訴他們選擇什么，他們就會繼續聽任自己的習慣。談到能源問題，全世界總是習慣性地把目光聚焦在石油上。無可否認，石油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命脈，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國家來說，都是如此。石油的重要性更是體現在了由此形成的產業鏈上（比如汽車業），就這一點而言，起步不久的天然氣行業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即便如此，《2005年國際能源展望》還是相當地看好天然氣的前景，認為共將成為發展最快的一次能源。

當然，任何一種樂觀的預測都不能僅僅出自盲目的輕信，如果我們站在一個更為宏大的視角來看待這些問題，也許就不難找到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我們知道，宇宙天體的基本物質組成是固體和氣體。液體，作為前兩者之間一種簡單的過渡狀態，其總量相對最小。同樣，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種物質形態的能源之中，石油充其量是一種中間形態的能源；換句話說，石油時代只是在固體能源時代（包括木材、煤炭和核能）與氣體能源時代（包括天然氣和氫氣）之間的一種過渡。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WoodsHoleOceanographicInstitution）研究員戴夫.加洛（DaveGallo）打過一個生動的比喻，如果我們將地球的水分全都抽走，這些水分總共也就相當于大拇指尖那么多，而剩余的地球體直徑仍有足足2英！因此，比之固體總量來說，液體實在有些微不足道。這也就恰如其分地說明，固體能源時代行將淘汰，而全球能源的未來不可能是由一種處于過渡階段的液態物質來引領，雖然它一度帶領著我們走進繼工業革命之后的“更現代化的世界”。美國洛磯山研究所（TheRockyMountainInstitute）物理學家艾莫利.勞文斯（AmoryLovins）曾寫過一篇題為《過渡到氫的戰略》的論文，我們欣喜地看到他所預言的氣體能源時代正朝我們走來。而引領我們走進這一新能源時代的不是其他能源，正是我們長期以來忽視甚至是誤解而沒有重用的天然氣。

事實上，過去150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能源體系在沒有政策干預的情況下，將會呈現“固體——液體——氣體”這樣一條平穩、自然的進化曲線（如圖2），其顯著特征就在于“去碳化”的過程：從煤炭（分子式為C135H96O9NS）到石油（從C5H12到C36H74）再到天然氣（CH4）甚至是氫氣（H2）——即從最不清潔的、化學結構最復雜的能源所提供的高度資本密集型的、集中的、宏觀的、不可移動的和低效的能源技術，逐漸發展為越來越清潔的、化學結構越來越簡單的能源所提供的非資本密集型的、相對分散的、微觀的、易于移動的、高效的能源技術。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相信并堅持業已觀察到的發展趨勢。

能源戰略的明智選擇

人們對于能源的理解以及利用是深植于日常生活的-種既定思維與習慣。而改變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特別是當這種長久以來的習慣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某些普遍的誤解和偏見。但我們始終堅信，只有那些愿意迎接挑戰、探尋真相、預見未來并勇于行動的人們才會獲得機遇的垂青。而一切似乎向我們彰顯著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未來能源時代，亞洲，特別是中國將成為挑戰與機遇并存的焦點所在。

亞洲對于能源的渴求方興未艾，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這種渴求不但沒有停止增長的跡象；相反地，一切還只是剛剛開始。未來的亞洲首先面臨的就是一場難以危機：一方面是增長過快的需求量，另一方面則是愈來愈不從心的供應量。假使未來數十年里，中國和印度參照過去美國、歐洲甚至是日本的石油消費標準來謀求各自的發展，那就意味著今天全球的產油量還得翻一倍！但恐怕人們已經很難在中東找到如此盛產的油田了。因此，亞洲國家不得不需要尋找自己的出路，一條能夠通向可持續發展的、清潔而安全的能源之路。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一點，并且以“棄煤從核”作為解決問題的出路。印度也在積極響應這一作法。從長遠角度看，它也并非理想的方案。首先，核能的開發和利用需要大量資金和技術投入，不會比使用天然氣來得經濟，這就需要加大政府的資助，也就意味著稅收的提高。同時，它還會帶來核廢料與核擴散的問題（高成本、高風險），更別說目前尚不清楚的其他外部成本。退一步講，即使中、印兩國完全實現既定的核能發展目標，充其量也只能滿足本國電力需求的很小一部分（不會超過5-7％）。因此，除非政府鼓勵，否則核能發展不可能有多大的前景，更不可能成為全球能源問題的真正出路。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有更明智的選擇，因為實踐反復告訴我們：哪里有煤炭，哪里就有天然氣。其實，這判斷得到過早年在中國進行的相關研究的支持，但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領導人如同過去的美國領導人一樣，一度不相信自己國家擁有豐富的天然氣資源。但無論如何，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2006年—2010年）讓我們對未來充滿了信心：中國人今后不會再愿意忍受煤炭的污染，中國一定會開始著力勘探、開發和利用其巨大的天然氣資源。對于中國，還有一點是可以確信的：只要領導人愿意選擇-條道路，那么整個國家便會矢志不渝地堅持走下去。這種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傳統，通常能夠鼓勵人們進行長遠的規劃和全盤的思考，而不致過于急功近利地制定政策或戰略。這或許也是促成中國擁有未來能源發展契機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為廠鼓勵人們轉變傳統的能源使用方式，引導他們朝著清潔、環保、經濟、可持續的能源時代邁進，政府應該做些什么?其實這又關系到了我們之前反復強調的一個概念一外部成本。消費者首先必須明白，他們每消耗一個單位能源，社會將為此承擔的各種成本有哪些、有多少，這與他們所理解并付出的單位價格完全是兩個概念。為此，我們需要相應的政策，進行大力的宣傳，使人們了解到傳統能源消費方式造成的外部成本；與此同時，積極倡導人們使用外部成本較少的能源。但僅僅這樣做，恐怕收效甚微。因為我們正在試圖改變人們長久以來的能源消費習慣，僅僅依靠口號式的動員是蒼白無力的。我們需要更為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們的提議是征收能源消費稅，其中應稅內容主要是外部成本，即喪失的勞動生產力、環境污染、健康成本、地緣戰略成本以及國民經濟效率的折損等。

總之，那些限制或者延緩經濟增長的因素都將納入能源消費稅的范疇。依照過去的做法，這部分稅收平均分攤到了每個社會成員身上，這是有欠合理性的，最終也無法鼓勵人們轉變消費習慣；真正公平并具有建設性的做法應當是讓有能力消費的那些人來納這筆稅。另外，過去的做法對于“同場競技”的不同能源（特別是對于天然氣這樣的優質能源）來說也是非常不公平的；與之前相輔相成的稅收政策應當是減少對相關的所得稅和資本收益稅的征收，即把不必要的、并且已經有人（能源消費者）負擔的那一部分稅款歸還于原來所得稅和資本收益稅的納稅人。同時，政府可以通過必要的社會保障機制來緩解一部分人的納稅負擔，而不必為了“顧全大局”而進行不合理的能源稅收減免。只有通過鼓勵和倡導可持續的能源利用模式，從而帶動并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才是從長遠上看真正符合全民利益和福祉的良策。我們進而認為，這一納稅體系不僅應在每個國家內部實行，同時還應在世界范圍內通行。說到底，能源的消費是沒有國界的。如果說，今天美國、蒙古、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正在為中國的燃煤污染“埋單”的話，那么全球社會不也正在為美國人對石油的過度依賴而負擔相應的外部成本?總之，這些問題需要提到聯合國的議程，需要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TO、G7和G8等國際場所共同探討。只有當世界領導人們聚首時，我們才有可能解決諸如能源這樣的事關全球的問題。在這一點上說，中國是有望率先采取行動的，因為中國的領導人能夠比較有效率地改變長遠規劃，而決策效率對于每一個希望成為低能耗、高能效的世界領先經濟實體的國家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堅信，進入以天然氣為開端的氣體能源時代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一旦我們了解到能源的真相，只要我們不再執迷于過去的行為習慣，并愿意盡最大可能地做出改變，我們就不會重新走上“碳化”的道路。事實一再證明，今天并不是人們在等待更新更好的能源技術的出現，而是現有的技術在等待人們觀念與行為的轉變。我們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本著同樣的決心和誠意，中國在未來的能源領域中將擁有更大的發展潛力和空間，并將引領世界朝著可持續與無污染經濟的方向闊步前進。因此，我堅信亞洲能夠在下一波的發展浪潮中成長起來，就像周恩來所說“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作者簡介：羅伯特A·海夫納三世（RobertA.Hefner）于1959年創建了GHK公司，在西俄克拉荷馬州的Anadarko盆地和德克薩斯州的Panhandle超深井天然氣鉆探領域，領先業內。早于上個世紀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初期期間，海夫納先生就引領GHK公司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以便能夠勝任全球井深最深、井內壓力最高的天然氣氣井。1997年，他發現了位于俄克拉荷馬州東南部一個全美境內儲量較大的陸上天然氣氣田。

過去20載，海夫納先生還積極投身于與中國在能源、外交領域的合作，另外，他對中國油畫藝術的興趣也頗深，收集了許多當代的中國油畫作品（請參見www.hefnercollection.com）。他和夫人美麗（MeiLi）女士最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與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設立了海夫納中國基金，主要資助那些仕途光明的中國人繼續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

海夫納先生是多個學術組織的成員，分別為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咨詢委員會成員、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研究員、探索者俱樂部成員、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委員會成員、哈佛貝爾法（Belfer）中心科學與國際事務部的國際委員會成員。

 作者：美國GHK公司總裁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咨詢委員會成員羅伯特A·海夫納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