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是我國的主體能源，煤炭產業是我國重要的能源支柱性產業，有力地支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平穩較快發展。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煤炭在我國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中的比重長期占75%和65%左右，支撐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45億元增加到2017的82.7萬億元，國內生產總值實現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煤炭工業在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穩定供應基礎上，有力地支持了電力、鋼鐵、建材、化工等產業的快速發展。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為15%左右，排名由1978年的第15位到穩居第2位。我國煤炭工業在為國民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銳意改革、不斷進取，科技創新、轉型升級，高碳產業、綠色發展，整體上實現了十大歷史性轉變。

一、煤炭供需關系的歷史性轉變：煤炭供給由短缺轉變為產能總體富余、供應基本平衡的難得局面。

2017年我國原煤產量達到35.2億噸，相比1978年增長了5.69倍。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全國產煤6.18億噸。從1978-1996年，我國原煤產量直線上升，1996年實現產煤13.74億噸，其中國有重點煤礦產5.37億噸，地方煤礦產8.37億噸(含集體所有制及個體煤礦產量6.14億噸)，當年全國煤炭工業總產值達844億元，國有重點煤礦為412億，地方煤礦432億元，國有和地方各占半壁江山。然而，由于地方煤礦遍地開花，產業集中度不高，安全生產水平低下，競爭優勢不強，生產過剩局面開始出現，再加上接下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直接導致我國煤炭行業長達5年的低迷，直到2002年才開始出現恢復性增長，受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的帶動，煤炭產量逐年增長，行業整體經濟形勢逐漸好轉。2013年，原煤產量達到39.7億噸的歷史高點后，受經濟增速放緩、能源結構調整等因素的影響，煤炭需求逐年下降，供給能力過剩，供求關系失衡，生產開始回落，2016年，受“去產能”政策和需求放緩的雙重影響，原煤產量34.1億噸，達到2010年以來的最低點。2017年，隨著國民經濟穩中向好，煤炭需求回暖，優質產能加速釋放，原煤生產恢復性增長，全年原煤產量達到35.2億噸。

截至2017年累計完成煤炭去產能5.4億噸，2018年將繼續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左右。隨著煤炭去產能步伐加快，南方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的小煤礦退出較多，原煤生產逐步向資源條件好、競爭能力強的晉陜蒙地區集中，區域供應格局發生變化，對運力配置提出了新的挑戰，煤炭鐵路運輸的壓力加大。另外，受氣候變化和總體用能需求增加、“公轉鐵”以及鐵路運力緊張等因素影響，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等特殊時段煤炭保供壓力增加，難免出現區域性和時段性供給緊張問題，但整體供給平衡局面已經基本形成。

二、煤炭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煤炭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和經濟運行質量穩步提高，企業社會責任進一步彰顯。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實行的是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體制，煤炭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更是嚴格按照計劃經濟體制生產和運營，產運銷價等要素均由國家計劃統一制定。1978-1992年是煤炭體制轉軌發展階段。這一時期，國家對國有重點煤炭企業仍然實行 計劃經濟管理，鄉鎮煤礦在國家政策支持下得到了快速發展，國家推進煤炭技術進步和規范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體系逐步形成，企業自主經營權開始增加，煤炭企業多種經營的發展思路逐漸形成。在相關政策支持下，鄉鎮小煤礦快速發展，全國鄉鎮煤礦最多時達到8萬多個。1993-2001年是煤炭行業市場化培育和發展階段，國家推進煤炭市場化改革，推行礦長負責制，試點承包經營，逐步放開煤炭價格，改革訂貨制度，以《煤炭法》為基礎的政策體系開始建立，歷經亞洲金融危機，全國統配煤礦實行屬地管理，企業改制，渡過特殊困難，開始步入快速發展階段。

2002-2011年是煤炭工業全面發展階段。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煤炭需求大幅增加，煤炭供應出現全面緊張局面。2005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煤炭工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5〕18號)，研究制定《能源法》、修訂《煤炭法》，正式發布實施《煤炭產業發展政策》。這一時期，煤炭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煤炭產量大幅增加，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快速發展壯大，煤炭生產力水平快速提升，煤炭經濟運行質量穩步提高，煤炭行業實現了由全行業虧損轉為全行業盈利，煤炭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了較大進展，煤礦安全形勢逐年穩步好轉，重特大煤礦事故頻繁發生的勢頭得到了遏制制，煤炭工業開始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新型煤炭工業體系的發展理念逐步形成。這一時期，國家改革煤炭投資體制，以市場為導向的多元投資機制逐漸形成。自2002年以來，國家對煤炭價格實行雙軌制，也就是煤炭企業直供電廠的合同煤價格與市場煤價“雙軌”并行，但由于在煤炭價格上升時期二者差距懸殊導致很多問題出現，推進電煤價格并軌改革勢在必行。由于“計劃電”和“市場煤”存在矛盾，一度產生過煤電聯動的價格機制。2012年以來煤炭工業進入調整轉型階段。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在降成本的前提下，由各方協調產生了“基礎價+浮動價”的煤電中長期協議價格，并在供需各方之間覆蓋范圍越來越大，確保簽訂的年度中長期合同數量占供應量或采購量的比例達75%以上，對穩定煤炭價格、保障電煤供應起到了壓倉石的作用。與此同時，煤炭企業不斷推進內部改革，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優質資產上市融資、債轉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歷史性進展。

三、煤炭企業生產結構發生歷史性轉變：由單一的國有制到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由煤礦數量多、規模小到為大基地、大集團、大煤礦為主體，產業由集中到分散再到更集中。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全國國有煤礦數量為2263處，產量46428萬噸，平均單井規模20.52萬噸/年;鄉鎮煤礦9352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15.4%。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了緩解煤炭供應緊張的壓力，國家提出“有水快流”“國家個人集體一齊上，大中小煤礦一起搞”的煤炭產業發展思路，到1988年全國煤礦數量達到6.5萬處，平均單井規模下降到1.52萬噸/年;其中鄉鎮煤礦快速發展到6.3萬處，單井規模僅為0.56萬噸/年。盡管鄉鎮煤礦雨后春筍的發展緩解了全國煤炭供應緊張的局面，但對整個煤炭產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煤炭產業的市場集中度CR4一直低于10%，CR8一直低于15%，即使產業中所有特大型(年產超過1000萬噸)企業的集中度也僅在20%左右。1992年原煤炭工業部提出“建設高產高效礦井，加快煤炭工業現代化”的概念，“雙高”礦井建設首次成為煤炭行業發展的戰略標高。此后，全國推進大型煤炭基地建設進展如火如荼：山西組建山西焦煤集團，并以七大主體實施大規模兼并重組;神華兼并內蒙古西三局、寧煤集團和烏礦集團等;河北形成冀中能源和開灤集團南北兩家遙相呼應局面;吉林和黑龍江在省內形成吉煤集團和龍煤集團;山東形成山東能源集團和兗礦集團;南方如四川、江西、重慶、湖南、福建、云南等都基本形成了省內一家煤炭集團。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到2008年，全國共有各類煤礦1.8萬處，生產煤炭27.93億噸，平均單井產量提高到126.63萬噸/年，其中千萬噸以上礦井24處，產量3.2億噸，全國大中小煤礦產量比重為50：12：38，大型礦井產量規模首次提升到一半以上，產業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

此后的十年里，煤炭行業“雙高”礦井建設和淘汰落后產能不斷推進。截至2017年底，全國公告生產和建設煤礦4980處、產能43.6億噸，其中生產煤礦3907處，產能33.4億噸;建設煤礦1156處(含生產煤礦同步改建、改造項目83處)、產能10.2億噸。建設煤礦中已進入聯合試運轉的230處，產能3.6億噸。30萬噸/年以下的煤礦2061處，產能2.2億噸，占公告煤礦產能總數的5.1%;30萬噸/年及以上、120萬噸/年以下煤礦1914處，產能11.0億噸，占公告煤礦產能總數的25.3%;120萬噸/年及以上煤礦1005處、產能30.3億噸，占公告煤礦產能總數的69.6%。這些數據表明，大型現代化煤礦已經成為煤炭供應的主力軍;同時，煤炭開發布局加速向資源條件好的地區轉移，晉陜蒙寧四省(區)公告煤礦1782處、產能29.7億噸，占公告煤礦產能總數的68.2%。這些地區的煤礦普遍資源稟賦好、達產率高，對保障煤炭穩定供應的作用日益突出。

四、采掘方式由手工作業和半機械化為主轉變為機械化、現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為主，科技貢獻率明顯提高。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煤礦開采方式主要采用穿峒式、高落式、殘柱式等舊的采煤方式，后來發展到長壁式采煤法，機械化程度和回采率逐步提高。1978年以后，我國煤炭工業經歷了從炮采、普采到綜采，采煤機械化程度進入快速發展時期。1987年重新修訂《煤炭工業技術政策》進一步推進綜合機械化采煤，同時開始了綜采放頂煤技術、連續采煤機房柱式采煤方法的研發和推廣。1992年8月，兗礦首個綜采放頂煤工作面在興隆莊煤礦成功投產。綜采放頂煤技術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99年，我國綜合機械化采煤產量占國有重點煤礦的51.7%，較1975年提高到了26倍。與此同時，綜合機械化掘進工藝集合了掘進、裝巖、運煤等多種功能為一體，實現了綜合掘進機械化，支護模式也從木樁支護、鐵架支護發展到錨桿支護，不但支護效果好，且用料省、施工簡單、有利于機械化操作、施工速度快。

進入21世紀后，我國加緊自主研發大型煤礦機械裝備，逐步實現煤機裝備國產化、煤礦工作面智能化開采，煤機裝備制造位于世界先列，引領了國際煤炭智能化開采發展方向。我國千萬噸綜采工作面不斷涌現，年產1000萬噸的綜采設備、采煤機、液壓支架和運輸機，全部實現了國產化，并達到了世界水平。2007年，我國國有重點煤礦采掘機械化程度由改革開放初期的30%提高到86%。目前，我國綜采機械化開采技術已經發展到智能化綜采，實現遠距離控制操作，一些先進煤礦工作面已經實現自動化開采、智能化開采，大力地推進了綠色礦山建設，為我國“黑色煤炭，綠色開采”“高碳能源，低碳開采”奠定了堅實的科技基礎，煤炭行業健康可持續科學發展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與此同時，我國煤炭企業和諧礦區建設取得新的成就，花園式礦區、國家級礦山公園單位層出不窮，礦工棚戶區改造日新月異，煤礦工人幸福指數提高到前所未有水平。

預計到“十三五”末，煤炭行業科技貢獻率將達到55%，比“十二五”末提高6個百分點，大中型企業科技投入將占到當前營業收入的3%，煤炭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取得顯著成效。

五、煤礦安全狀況實現歷史性轉變：由事故多發轉變為持續穩定好轉，煤礦安全生產取得明顯成就。

曾幾何時，我國煤礦安全生產事故居高不下，“礦難”一詞一直是籠罩在中國500多萬礦工頭上的陰影。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煤礦安全生產管理體系被破壞，煤礦事故頻發。1978年我國煤礦死亡4500多人，百萬噸煤死亡率為9.44。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煤礦安全監察管理體制得到恢復，安全生產不斷取得進步。1997年，由于煤炭生產嚴重過剩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煤炭企業陷入困境，安全生產投入嚴重不足，造成安全事故多發，死亡人數攀升至6753人，百萬噸死亡率達5.1。2002年以后，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期，對煤炭的需求日益增大以及煤炭管理體制的變革，再加上之前安全投入的長期嚴重不足，煤礦死亡人數開始上升，特別是一些鄉鎮煤礦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無證開采、非法超層越界開采，導致煤礦死亡人數急劇增加。但整體來看，隨著安全投入和科技保障水平的不斷提高，死亡率呈不斷下降趨勢。2005年，百萬噸死亡率降至2.81，2007年下降到1.485，2009年下降到0.892是我國煤炭工業百萬噸死亡率首次降至1以下;2011年為0.564，死亡人數首次降至2000人以內;2012年我國煤炭百萬噸死亡率為0.374，同比下降33.7%，這是我國煤炭工業首次下降到0.5以內，具有歷史性意義;特別是煤礦瓦斯防治和抽采利用成效顯著，由2005年瓦斯事故死亡2171人降到2017年死亡103人下降了95%，事故起數由414起降到25起下降了94%，瓦斯綜合利用率達到52%。不但使煤礦瓦斯事故得到遏制，而且使“瓦斯”這一煤礦頭號殺手實現“變害為寶”。

2013年我國煤炭產量達到37億噸峰值的同時，由于產能和產量嚴重過剩，煤炭價格一路下滑，但“關愛生命、關注安全”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我國煤礦安全生產連年創出新的佳績。尤其是2015年，受益于煤炭資源大整合，煤炭行業機械化自動化開采率的提高，2015年我國煤炭百萬噸死亡率同比下降38.13%，創2001年以來的最大降幅，達到0.159。截至2017年底，在我國煤炭產量增加、市場需求旺盛的情況下，全國煤礦實現事故總量、重特大事故、百萬噸死亡率“三個明顯下降”，全國煤礦共發生事故219起、死亡375人，同比減少30起、151人，分別下降12%和28.7%;百萬噸死亡率為0.106，同比減少0.05、下降32.1%;在煤礦安全生產形勢持續穩定好轉的同時，我國煤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得到進一步健全。

六、煤炭產品結構發生歷史性轉變：煤炭產品由原煤、混煤向洗精煤轉變，由單一固體向固、液、氣“三體”轉變，由燃料向燃料+原料轉變，由單一煤炭向煤層氣、礦井水、地熱等多種伴生資源產品轉變。

1978年以前，由于我國實行的是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體制，對煤炭產品區別不太嚴格。1978年，原煤炭工業部頒布《煤炭質量、數量管理規程》，根據煤炭質量將煤炭區分為原煤、商品煤和毛煤，開始根據煤炭產品質量分級管理，從而對煤炭深加工和綜合利用提到新的層次。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煤炭行業主動轉變觀念，逐步樹立以用戶為中心的思想，根據用戶需要提供相應產品。大多數國有煤礦配套建設了洗煤廠，增設了選矸設施、加強了煤質管理，取得較好的成績。商品煤灰分和含矸率逐年降低，煤炭產品質量不斷提高。商品煤細分為冶煉用煤、化工用煤、發電用煤、特殊工業用煤、建材用煤、工業窯爐及鍋爐用煤、民用煤等7大類。商品煤灰分1978年為24.3%，含矸率2.42%，到1983年下降到23.79%和0.92%，1987年又下降到20.86%和零。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我國洗精煤產品約5371萬噸，原煤入選率只有18.3%，2017年原煤入選率達到70.2%，同比提高 1.3 個百分點;礦井水利用率達到 72%，同比提高 1.4 個百分點;煤矸石綜合利用處置率達到 67.3%，井下瓦斯抽采利用量達到 48.9 億立方米，大中型煤礦原煤生產綜合能耗、生產電耗分別達到 11.6 公斤標煤/噸、21.2 度/噸，煤矸石及低熱值煤綜合發電裝機 3600 萬千瓦;土地復墾率達到 49%，同比提高 1 個百分點。同時，按照高效、清潔、充分綜合利用的原則，開展煤矸石、煤泥、煤層氣、礦井排放水以及與煤共伴生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鼓勵瓦斯抽采利用，變害為利，促進煤層氣產業化發展。按照就近利用的原則，發展與資源總量相匹配的低熱值煤發電、建材等，鼓勵對廢棄物進行資源化利用、無害化處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發展理念的提升，煤炭的綜合利用和清潔高效利用進一步加強。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技術改造、煤液化、煤氣化、煤制烯烴、煤制乙二醇、煤制乙烯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現代煤化工關鍵技術和裝備取得突破，為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提供新的機遇。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效煤粉型鍋爐技術得到普遍推廣，鍋爐燃料燃燼率達到98%，水煤漿、型煤、低階煤分級分質利用等技術示范穩步推進、效果顯著，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水平大幅提高;以煤礦保水開采、充填開采為主的綠色開采技術得到普遍推廣，煤層氣抽采利用、礦井水、煤矸石資源化利用、地(水)源熱泵利用率逐年提升，資源綜合利用率和循環經濟建設達到新的高度。

七、我國煤炭產業鏈實現歷史性轉變：煤炭產業鏈延伸進程加快，由單一產業、單一經營轉變為多元發展、綜合發展，相關產業聯營發展、一體化集約化發展持續推進。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煤炭主要體現為單一產業單一經營，國有煤礦在計劃經濟時代嚴格按照國家下達的計劃任務進行生產，經營方式也很簡單，輔業形式單一。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成熟，煤炭企業在做大做強、參與市場競爭的過程中，形成了一批生產服務、生活服務和多種經營企業，這類企業資產規模和人員構成不在小數。“十一五”期間，煤炭行業開始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大力推進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取得了轉型發展的初步勝利。進入新世紀之后，煤炭行業在國家宏觀經濟的推動下，迎來了階段性的大發展大繁榮，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下產業鏈開始向上下游延伸，煤炭企業與煤電、化工、建材、冶金、物流等行業重組聯營進入新的階段。

2013年，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國家開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煤炭行業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行業。五年來，煤炭行業堅持走多元化、高端化、綠色化、服務化發展道路，通過兼并重組、參股控股、戰略合作、資產聯營等多種形式，推動煤炭企業與上下游產業、新技術新業態融合發展，從傳統的煤炭開采業向現代產業體系嬗變，實現了煤炭由燃料向燃料與原料并重轉變，初步形成了煤炭開采、電力、煤化工、建材、新能源、現代物流、電子商務、金融服務等多元化產業協調發展格局。值得一提的冀中能源國際物流集團，順應國家物流產業政策，以物流產業為主營，以物流金融為依托，為客戶提供供應鏈一體化綜合服務，現已形成“貿易、服務、金融、制造”四大集群，創新發展了“第三方物流、物流園區、國際貿易、電子交易、融資租賃、商業保理、物流金融”七大商業模式，為我國煤炭企業轉型升級提供的新的思路和發展藍本。

在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大力發展煤電聯營，深入推進煤電一體化、煤焦一體化、煤化一體化等產業融合發展。2008年12月，世界最大的煤制油項目神華集團鄂爾多斯煤直接液化示范工程產出合格的柴油和石腦油，我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實現百萬噸級煤直接液化關鍵技術的國家。2016年12月，經過10多年的艱辛探索和3年多的建設，全球單體規模最大的煤制油工程神華寧夏煤業集團煤制油示范項目建成投產，是目前世界上單套投資規模最大、裝置最大、擁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煤炭間接液化示范項目。2017年，神華集團與國電集團成功重組為國家能源投資集團，在推進煤電聯營、兼并重組、打造新型能源企業等方面做出了示范案例。

八、我國煤炭工業國際化程度實現歷史性轉變：我國煤炭企業“走出去”獲得新的突破，國際化程度日益提升，國際話語權不斷加重，已經全面融入國際煤炭市場，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個國際化過程，我國煤炭企業也不例外。1978年以前，我國煤炭企業實行的是嚴格的計劃經濟，基本談不上國際化，更談不上有什么國際話語權。正是改革開放和進入新世紀后我國加入WTO，我國經濟充分融入世界經濟，充分參與國際競爭，煤炭企業逐漸嶄露頭角，成為世界能源、礦產經濟的重要組成成分，充分參與多邊競爭，隨著生產量和消費量占據絕對多數，我國煤炭企業國際話語權不斷加大，并在當前持續開展的建設“一帶一路”倡議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我國煤炭企業國際化進程經歷了三個階段：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煤炭國際合作范圍不斷擴大;從煤炭貿易為主到全面改革開放，國際合作的水平不斷提升;從國內市場到國際市場，煤炭市場價格實現了與國際接軌。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煤炭領域國際合作主要是通過引進資金、技術和裝備完成的。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先后利用國際能源貸款36.91億美元，開發建設煤礦18處;與美國、日本、德國等合作，建成了當時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煤炭直接液化實驗室;引進了100多套綜采設備和掘進設備，為我國煤礦機械化生產奠定了基礎。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許多煤炭企業紛紛“走出去”到國外開發煤炭資源，煤機裝備也成功出口到了主要產煤國家，中國煤炭工業實現了從單一的“引進來”到“引進來”與“走出去”并行，從國外企業到國內市場競爭發展到中國煤炭企業全面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歷史性轉變。

1999年，國家出臺一系列鼓勵煤炭出口的煤炭貿易政策后，煤炭出口量快速增加，2003年創下了9402萬噸的我國煤炭出口最高紀錄;2004年4月，國家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出臺了一些列鼓勵煤炭進口、控制煤炭出口的煤炭貿易政策，導致煤炭出口量快速回落，煤炭進口量快速增加，我國逐步由以煤炭出口為主的國家，演變成煤炭凈進口國家。2009年我國首次成為煤炭凈進口國，當年進口煤炭共計1.26億噸，出口煤炭共計2240萬噸，煤炭凈進口量超過1億噸。2013年，煤炭進口3.27億噸，出口751萬噸，煤炭進出口貿易量已經達到3.3億噸，是1997年的64.85倍。近兩年，煤炭進口量迅速回升，2016、2017年全年煤炭凈進口量分別達到2.5和2.6億噸，比2015年分別增加4804和6401萬噸。

自2013年開始，“一帶一路”倡議逐步得到大多數國家的響應和認可，為我國煤炭企業提供了新機遇、新舞臺。我國煤炭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程度的不斷加大，在更高層次、更大規模、更廣領域參與國際競爭，大型煤機裝備成功出口到俄羅斯、印度、美國等主要產煤國家，煤炭工業的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2017年11月，年產2100萬噸兗煤澳洲公司所屬的莫拉本煤礦投產，是繼2004年12月成功收購澳大利亞南田煤礦、2010年1月成功收購澳大利亞菲利克斯公司之后，繼續書寫著我國煤炭企業“走出去”開發國外煤炭資源的新篇章。在當前形勢下，煤炭企業積極參與多邊機構合作，加強與世界采礦大會、國際能源署、世界煤炭協會等國際組織的對話與交流，不斷增大對國際煤炭市場的話語權，構建國際貿易與技術交流平臺，完善多邊貿易機制和聯系機制，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知名品牌，更好地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形成國際合作和市場競爭的新優勢。

九、我國煤炭職工文化素質實現歷史性轉變：我國煤炭工人文化素質全面提升，煤礦職工由文盲半文盲占高比例轉變為高中以上學歷占高比例，煤炭工業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成為行業中流砥柱，“大學生采煤隊”成為一道靚麗風景，“特別能戰斗”的礦工精神永不褪色。

我國是世界上較早開采利用煤炭的國家。近代以來，我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掀起侵略和掠奪資源的高潮，我國煤炭產業工人自始至終都與帝國主義勢力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斗爭。1878年建礦的開灤煤礦是較早利用近代“西法”科技開采煤炭的礦井之一，英國毛子的皮鞭、日本鬼子的刀，留下了帝國主義在中國掠奪資源的有力見證。1925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明確指出，從煤礦工人“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他們受壓迫最深，革命性很強，因此“他們特別能戰斗”。新中國成立后，煤礦工人翻身做了主人，但由于歷史和時代原因，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煤礦工人文盲半文盲占絕對比例，達到90%左右。

1978年改革開放后，全國高校恢復招生，原煤炭工業部直屬的14所礦業學院加大招生規模和培養力度，為煤炭科技、經營管理、后勤服務等各專業培養了大量人才，對保障煤炭工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起到關鍵作用。長期以來，煤炭系統通過開展各種各樣的師帶徒、傳幫帶、技術文體競賽活動，涌現了一大批技術大拿、生產標兵、崗位能手、先進工作者、勞動模范，他們身上體現著“特別能戰斗”的精神，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特殊時期保障能源供給“立了功、救了急、出了力”，值得全社會學習和尊重。

1997年，煤炭行業遭遇全行業低迷，煤礦安全生產受到挑戰，煤礦流失一大批技術骨干和優秀人才，煤炭院校招生收到嚴重影響。對此，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不斷加大對煤炭院校和涉煤專業的支持力度，鼓勵優秀學子報考煤炭院校;同時，加大對煤炭科技人才和重點科研項目的支持力度，自2002年以來煤炭系統涌現出一大批以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院士為代表的高層次、高水平的科技工作者;2007年，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全國工業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在京召開，這是煤炭工業管理部門撤銷后首次評選全國勞模和先進工作者，極大地鼓舞了煤炭工人干事創業的勞動熱情和主人翁精神;同時，在煤炭企業內部，“趕學比幫超”的勞動競賽如火如荼，職工技校、培訓中心、夜大學、煤礦職工書屋、閱覽室等各具特色的學習機構、學習環境極大地提升了煤礦職工的文化素質。近年來，各煤炭企業涌現出一批“大學生采煤隊”，以其精干、高效、敬業的崇高精神和專業素質成為一道靚麗風景線，表現出我國優秀青年學子獻身煤炭事業的家國情懷，是新時期煤炭工業的優秀代表;在他們身上，老一輩煤炭人傳承下來的“特別能戰斗”的煤炭精神永不褪色、“特別能戰斗”的旗幟高高飄揚。

十、我國煤礦綠色礦山建設實現歷史性轉變：經過幾十年不懈努力，煤炭行業國家級綠色礦山和國家礦山公園層出不窮，礦區環境大為改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成為時代主流，轉型升級發展成為新時代煤炭企業的神圣使命。

煤礦是資源型企業，煤炭是寶貴的不可再生資源。我國一些大型煤炭企業已經走過百年開采歷史，煤炭資源瀕臨枯竭，作為煤礦開采的主營業務日益萎縮，但退出煤礦開采并不代表退出歷史舞臺，建設綠色礦山和國家礦山公園成為現實選擇。

改革開放一段時間以來，我國面臨嚴重的資源短缺，特別是能源資源，而作為基礎能源的煤炭在我國經濟建設中舉足輕重。“有水快流”“大干快上”成為時代潮流，“采肥棄瘦”“撿肥丟瘦”不可避免，資源浪費十分嚴重，對資源環境造成嚴重損壞。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煤炭企業綠色礦山建設步伐加快，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不斷出現，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斷提升，“黑色煤炭、綠色開采”“高碳能源、低碳開采”“節約資源、吃干榨凈”的觀念深入人心，綠色礦山建設日新月異，對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力度越來越大，取得了顯著成就;特別是煤炭資源回采率逐年提高，礦井煤柱、邊角煤得到吃干榨凈;煤炭洗選加工和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技術得到大力推廣;沿空留巷、充填開采、保水開采、無煤柱開采以及地(水)源熱泵技術得到普及和應用等等，這些新工藝新技術使得煤炭在開采、加工、使用過程中將污染、浪費和擾動降低到最低限度，礦區環境治理日益完善，越來越多的現代化煤礦達到綠色礦山標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在煤炭行業得到很好的貫徹和踐行。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煤炭行業淘汰落后產能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2017年底我國煤礦完成淘汰落后產能累計達5.4億噸，結構轉型取得決定性勝利。同時，一些退出生產的煤礦由于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有的是曾經見證過我國晚清“同光中興”的洋務運動、帝國主義列強在中華大地瓜分和掠奪資源、在抗戰硝煙中為支援前線屢立戰功，直到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出了力、立了功、救了急”的老煤礦、老礦區，有著“特別能戰斗”精神，在退出生產后依然“退而不休”，經改造轉型成為各具特色的國家礦山公園、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及紀念館、博物館、科技館、井下探秘游等旅游場所，不但繼續承擔起教育和激勵一代又一代青年奮發圖強的神圣使命，而且為煤礦退出生產后轉型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益探索。位于四川樂山境內的嘉陽煤礦成立于1938年抗戰時期，具有80年的悠久歷史，擁有大量工業遺跡和外國建筑遺存，有被譽為“工業革命活化石”、目前國內乃至全世界唯一還在正常運行的客運窄軌蒸汽小火車，是開展工業旅游和愛國主義教育的絕好素材;2008年老礦區已關閉的黃村井被重新打開，體驗式的礦井博物館建成;2011年9月，嘉陽國家礦山公園開園。如今，該礦每年旅游收入達2000多萬元，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

的確，改革開放40年來，沐浴著時代春風、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科技創新引領，我國煤炭工業取得了多方面的輝煌成就，是我國40年跨越發展的縮影或一角，區區一文只能勾勒梗概，“十大轉變”實在難以窮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總結40年煤炭工業成就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展望未來、奮斗未來。我們深信，未來我國煤炭工業將繼續向著高科技、智能化、多元化、潔凈化、安全化發展，高起點、高站位的未來煤礦綠色礦山建設將顛覆大眾對煤礦的概念和認知，煤炭將不僅僅作為燃料，更重要的是作為多種工業的原材料，服務和貢獻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方面面，為把我國建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第一作者系國家能源局原副局長，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