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大，有關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與需求的問題擺上了各國政府的工作議程。全球公共產品是屬于國際公共的研究范疇，其中包括各種公共產品提供的組織模式、籌資方式以及應用的策略。世界每個國家在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上都由于各自所處的政治與經濟地位的差別而有不同的策略，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又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代表，因而在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上處于特殊地位，要采取相應合適的策略。

[關鍵詞] 全球公共產品、GPGs、籌資、中國策略

“兩位鄰居就共同擁有的一塊草地很可能達成一起放牧的共識，因為他們彼此了解，任一方的放棄將是對整個項目的放棄；而若是有一千人，則根本很難達到如此共識，因為設計一種都適合大家的機制是困難的，而要他們就此達成一致又是更困難的。”這是18世紀的哲學家大衛休謨的一段話，這也是有關公共產品理論的最初思想。沿著這個“集體行動的悖論”，米勒、薩米爾森、布坎南、唐斯等經濟學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充實了公共產品理論，而至1965年，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問世，公共產品理論得到了全新的綜合與闡述。

隨著新千年的到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公共產品所具有的公共性的覆蓋領域也隨之擴大。至20世紀的后50年全球聯系更加緊密，各種利益集團以及國與國之間協議、協定的簽訂，使各國紛紛以國家為單位積極參與到全球性的事務中。若把現代的政府看作理性的，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個體，同樣可以利用“集體行動的邏輯”來分析全球公共產品，但要注意全球公共產品具有與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產品所不同的特殊性質。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筆者將對全球公共產品進行定義與分類，以使讀者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在第二部分筆者將提出公共產品供給理論，分析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模式與融資方式，并給出具體的實例；第三部分討論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中所處的地位和應對的策略；最后是結論部分。

一、公共產品與全球公共產品（GPGs）

消費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是純粹公共產品的兩個特性，它一旦被提供給某個社會成員，就使得排除他人的消費成為不可能或者無效率（Musgrave，1959）。我們知道，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構成了人們日常消費的組成部分，前者可以包括法律制度、國家安全、環境建設、醫療保障以及人權的尊重等，而后者則是諸如面包、衣服等個人消費品。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條件的提高，同樣也要求公共產品更加豐富，質量不斷提升。研究表明，通過提供良好的基礎教育、衛生設施以及產權、更強的法制水平、更多的外交聯系等等都能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

傳統的公共產品是在一國范圍內定義的，當閉關鎖國的政策被打破，正如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封建大門，國際貿易、國際交往增加，原先屬于國內公共產品的公共性也隨之發生變化，比如在資本市場開放下，金融穩定成為區域乃至全球聯動的問題，而人口流動加劇必然帶來國際犯罪或者國際間的傳染病防范問題，如此，還有制度、食品安全、全球環境等牽動世界各國的全球問題，這些都是所謂的全球公共產品（GPGs）。這種產品的提供要求國際間的合作，其過程包括國家的公共決策，公共產品提供和公共產品消費。

聯合國給出全球公共產品的完整定義：“全球公共產品是能夠給所有國家、民族、當代人以及后代人都帶來利益的物品。”筆者認為，與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產品提供相比，關于全球公共產品還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參與者是建立在主權平等基礎上的世界各國。不論國大國小、國貧國富，參與全球公共產品問題決策的國家首先要求的必然是主權平等，不應存在大國欺凌小國的現象。

2、與國際政治環境緊密聯系。既然是以國家為代表的參與過程，各國的外交政策，政治立場就可能左右其在全球公共產品提供上的態度與方式。

3、國際間存在較強的聯系。政治家總是目光短淺的，他們關注的多是眼前利益。但全球公共產品一般都是能造福后代人的，諸如環境保護、世界和平、衛生條件等都關系著幾代人的生存問題，因而決策者與受益者的目標之間存在不對稱。

可以說，全球化是導致全球公共產品出現的根本原因。人類歷史上至今有過三次大的全球化過程，一是公元前三世紀羅馬帝國開始的長期的對外擴張；二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大英帝國的擴張。三是十九世紀開始、20世紀完全形成的美國時代。

戰爭帶來的全球化，使得各國的傳統文化相互沖擊。而最近的一次全球化則不同于前兩次，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瓦解，雙極世界的格局被打破，許多國家都致力于建立多極世界的格局，帝國主義的天平已經傾斜。雖然美國的勢力還處于霸主地位，但總體來說，多極格局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而，在如此的世界政治環境下，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存在著相應的難度。

對于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全球性事務及全球公共產品，筆者用以下圖表做了一個簡要分類，包括了環境、社會、經濟以及制度技術四個方面。

二、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與籌資

1、理論基礎

以上所定義的全球公共產品是屬于純粹的全球產品，包括地域和時間上的覆蓋范圍，若一個公共產品僅使得亞洲地區的國家受益，只能算是區域公共產品或者說是準全球公共產品，具有俱樂部產品的性質。布坎南在他1965年的論文“EconomicTheory of Club”中，使用成本與收益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最優俱樂部成員行為，但其理論是建立在一系列復雜假設之上的，要求無數個互不相同的俱樂部存在。因此，他給出的其實只是公共產品供給的局部解，而非一般均衡解。同是在1965年，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精辟地概括了公共產品提供具有效率的四個必要條件，可以之來分析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

⑴、小集團比大集團更有效率，集團越大，就越不可能去增進它的共同利益。

⑵、成員不對稱的集體更易于行動。

⑶、通過正向與反向的選擇性激勵使集體行動更有效率。

⑷、集體成員之間需要更多的互動和交流。

2、兩個例子

至目前為止，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有失敗的也有成功的，在環境保護方面存在這樣的例子。成功的例子要屬對臭氧層的保護。1987年9月，46個國家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簽署了《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協定書》，作為臭氧層消耗物質主要排放國的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日本、歐盟等自1995年起停止使用氟利昂和哈龍的生產。自1996年開始，大部分發達國家只能消費回收和存儲的氟利昂和哈龍。可以說，各國嚴格遵守協議，加上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積極配合，目前已初見成效。失敗的例子來自為防止全球變暖而簽訂的《京都條約》。導致全球變暖的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主要由燃燒煤炭、汽油等礦物而釋放。為解決全球氣溫上升的威脅，1997年12月140個國家簽訂了《京都條約》，要求削減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但在布什就任美國總統之后，則以執行條約會損害美國經濟為由，公開反對條約，導致條約執行的失敗。兩個實例可以告訴我們幾個結論：

⑴、參與者的利益相關性。蒙特利爾協議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臭氧層空洞對發達國家造成的危害是大于其繼續使用臭氧層消耗物質所帶來的收益的。而全球溫室效應并非對所有國家都是壞事（可能僅對沿海城市造成危害），美國出于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憑借其政治力量而敢于退出《京都條約》。

⑵、參與者和受益者的對稱性。執行蒙特利爾協議的幾個發達國家也正是使用臭氧層消耗物質最多的幾個國家；而二氧化碳的排放則是發展中國家居多。據估計，1990年至2010年間，全球廢氣排放量將上升30％，而協議只可能減少其中的10％，協議自身所起的作用不大，執行則更加困難。

⑶、技術的可替代性。由于發達國家已經找到了氟利昂和哈龍的低廉替代品，而對于礦物還沒有很好的替代技術。因而說，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

3、全球公共產品提供的幾種方式

⑴、私人部門提供

非政府機構（NGOs）在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上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并非所有的全球公共產品都是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特征，比如傳染病的疫苗就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因而私人部門可以參與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通過他們的參與，更有助于形成消費者偏好，反應公眾的意向，還能為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資金，因而要增進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們之間的協作，為私人部門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做出必要的激勵。

⑵、各國分別提供

諸如各國刑事案件的防范以及環境保護等全球公共產品，若采取各國分別提供，以求達到全球范圍的效果，則應注意由于國大國小、國貧國富，某些全球公共產品在各國之間是有差別的。在發展中國家，由于首要目標是發展經濟，往往容易忽視長遠利益，因為他們具有比發達國家更高的折現率。要使發展中國家提供足夠的全球公共產品，除了可以成立具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國際刑警外，還可以通過提高全球公共產品在他們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程度。

⑶、股份制的組織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成立的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都是屬于股份制的組織形式。但由于各國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的差別，使得政治地位高的國家擁有更多的選票，而富有的國家則成為世界的大股東，不免可能出現大國欺凌小國的情形。

⑷、大國主導型

單極世界中的帝國必然會推崇本國的政策使之全球化，羅馬帝國、大英帝國與戰后的美國都致力于推行這種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而隨著歐洲、日本的崛起，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美國也已喪失了從前的追隨者，美國所幻想的單極世界不再可能出現。

4、全球公共產品的籌資

一國國界內的公共產品大都是政府通過稅收的形式來提供的，但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否由開征世界稅來提供呢？從整體性上考慮，如果能夠開征這樣一種世界稅，那么也可以解決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財力不足的約束，開征世界稅進行籌資實質上是一種按能力大小而承擔成本的機制。比如為了穩定世界金融環境，而開征托賓稅——對外匯交易而征的一種稅，這樣發達國家由于外匯交易量比其他國家大而將承擔更多的成本，但同時他們的收益也較發展中國家更多。

也可從單個國家自身的受益性上來考慮是否為全球公共產品付費。以美國為例，可以有三種情況：1、對美國有益的對世界也有益，那么美國可作為主導者，邀請其他國家一同分擔成本；2、對世界有益的對美國也有益，這時美國沒有主動發起的愿望，這其實是一個集體行動的標準例子，由于能分享收益使得美國有參與的興趣，可以承擔部分成本，奧爾森（1965）充分論證了這種情況；3、對世界有益的對美國不一定有益，這樣美國不會為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資金，但美國的不參與又會給其他國家帶來負面影響，《京都條約》就是這樣的例子。

三、中國在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地位與策略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著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經濟的發展對世界經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同時中國也是一個與西方世界有著不同制度的國家，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代表，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有著根本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面對著以美國為代表所推崇的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全球化問題，而不影響自身經濟的發展和在其他方面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中發揮重要作用，是當前我們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實際上，中國政府一直都積極參與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在過去幾年中，我國在國際傳染病防治、國際緝私、可持續發展、反對國際恐怖主義、全球性環境治理、國際公安、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加大市場開放度等方面，都做出了顯著的貢獻。但我們也受到發展水平不高與人口基數過大等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在全球范圍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受到西方世界國家的政治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說我們還處于弱勢的地位。

由于我國處在如此特殊的國際環境中，就更要求我們從本國人民、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從長遠規劃，既行使我們的權利也履行應盡的義務，具體來看，筆者認為應注意以下幾點：

1、加強亞洲區域的合作與南南合作

從奧爾森的理論我們知道，集體成員的個數是能否實現公共產品供給的一個前提，因而加強本地區少數國家之間的合作比起全球合作會更有效率和達到更高的層次。2000年成立的上海五國集團，就致力于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邊境貿易和打擊地區恐怖主義，收到很高的成效。同時，發展中國家由于都處在經濟弱勢，在國情上具有許多相似之處，面臨的問題也差不多，因而他們具有相同的目標，容易結成利益共同體，能夠更加團結，更富有組織效率。中國在立足于亞洲，參與區域性事務的同時，要加強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與互助。

2、開展在尊重人權、主權基礎上的國際合作

某些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時，會強加給他們一些苛刻的要求，有的甚至用主權相要挾，是蠻橫不講理的。經濟要與人權分離，在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上要本著“平等、互利、共同進步”的方針。我們不應把本國意志加于別國之上，也同樣不允許別國把他們的意志強加于我們之上，經濟與政治要有一定的分離。

3、對世界的和平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和平的世界環境作為一種持續的，不僅造福當代人更關系后代人命運的公共產品，還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對其他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以及全球經濟發展都有影響。而戰爭作為和平的反義詞則具有很大的負外部性。我們不愿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因而中國應積極倡導削減軍備，防止核競賽，在維護地區和平的同時，更要倡導世界和平。

4、我國的基礎教育與醫療衛生保障水平仍需提高

從全人類的角度來看，各國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還相差很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教育水平與醫療保障水平低下，也就是此類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而這些又恰恰是一國經濟水平的決定因素。因而中國在這些領域要加強南北合作，吸引更多國際組織的援助。

四、結論

全球化已經成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逃離的現實，世界的和諧發展離不開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和平、環境、貿易、金融、政府和經濟增長之間有著密切聯系，但同時國家利益與世界利益之間又有著不可避免矛盾沖突。國家優先還是全球優先，成為各國之間博弈的焦點。大國需要鞏固自身地位，增強自身影響力，在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操縱他國；而小國則需要立足本國，發展經濟，在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中收獲利益而又不為他國操縱。各國都在國家利益與世界利益之間權衡，以求尋得一個平衡點。

目前世界上對全球公共產品的研究還未深入，特別是對于如何在國家之間實行有效的組織管理、如何提供有效的激勵促使更多國家的參與、以及針對不同性質的公共產品應采取何種融資方式等等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