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1889—1975）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的思想對20世紀整個人類世界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他的12卷巨著《歷史研究》與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及更早期吉朋的《羅馬帝國的興亡》列，堪稱為“巨型的歷史博物館”，被譽為對人類文明“最看透底蘊的和最持續(xù)不變的沉思錄”。

他早期對古希臘、古羅馬的研究，使他產(chǎn)生了一種全球整合的觀念，使他相信人類惟有統(tǒng)一才能避免危機，因此被稱為“全球統(tǒng)一的預言家”。 他認為，現(xiàn)代社會種種深刻危機的總病源是人與生物圈之間的平衡被發(fā)端于英國后波及全球的工業(yè)革命所打破，人與大地母親血肉相連、唇齒相依的關系出現(xiàn)了逆轉(zhuǎn)，人類把生物圈破壞和剝奪到山窮水盡、不可救藥的地步。當代民族國家體制下的政治和商業(yè)，更使人類事務混亂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因此，湯因比預言：全人類的政治統(tǒng)一和精神覺醒、文化復興是人類自救、避免釀成更大災難的根本途徑！他還認為在“自由”（西方式的）與“平等”（東方式的）這兩極之間以“民主”來協(xié)調(diào)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博愛”能調(diào)和“自由”與“平等”。而博愛不能來源于人類本身，只能來源于上帝。因此人類的前途在于擺脫“自然的法則”而回歸“神的法則”。他還指出，人類的三種發(fā)展：生物學意義上的發(fā)展、科學與技術(shù)的發(fā)展、最高宗教與社會政治組織形式的發(fā)展的狀態(tài)各不相同，前兩種發(fā)展的特征是不斷進步，而第二種發(fā)展的進步還在不斷加快，但最重要的第三種發(fā)展則沒有形成實然性的趨勢，只是有應然性的“共同傾向”，它指向建立包容一切的世界性國家和超越各大文明的世界性宗教。這種“世界大同”式的前景是人類在核戰(zhàn)爭威脅下得以生存延續(xù)的唯一機會。

湯因比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中建立了一個以文明為基本研究單位的世界史模式，以此為基礎，他描繪了一幅世界歷史的畫卷，他也因此被學術(shù)界稱為文化形態(tài)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思辨學派的最后代表。研究他的歷史哲學方法，探討指導他分析歷史的思路，一方面，有助于我們從文化，或者說文明的角度去理解世界歷史；另一方面，在經(jīng)濟全球化進程加速、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和對話日益頻繁的今天，有助于我們了解文明接觸的基本規(guī)律，以便于更理智的處理好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關系。

湯因比在這部著作中，以文明為研究單位，從一個宏大的視角出發(fā)，將人類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對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種文明，湯因比進行了分析和歸納，對文明的起源、成長、衰落、解體加以描述；同時，大一統(tǒng)國家和大一統(tǒng)教會的建立也進入作者的視野；在此基礎上，湯因比還廣泛地考察了歷史長河中各個文明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碰撞、接觸和融合。湯因比聞名遐邇的挑戰(zhàn)-應戰(zhàn)模式貫穿全書并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

為什么要從整體上研究歷史呢？湯因比認為這是“現(xiàn)實需要”。由于技術(shù)上日新月異的進步，人類逐步消除了在空間上的距離，但這并沒有給人類帶來“天下一家”的和諧狀態(tài)。湯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經(jīng)歷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他不僅看到戰(zhàn)爭給人類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壞，而且深感人類的相互殘殺給后世帶來的緊張、不安、沮喪和暴力正將人類推向自我毀滅的危險境地。

“為此，我們必須相互熟識，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歷史，因為人類并非僅僅生存于直接的現(xiàn)在。”正是出于這種對人類文明的深切憂慮和對人類文明的無限希望，湯因比懷著一顆“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熱情，為我們這個時代及后世留下了這筆精神財富。

湯因比極其推崇中國的文化，他一反西方學者的“西歐中心論”的宗旨，而把“中國模式”與“希臘模式”并稱，他認為這兩種模式乃是理解一切人類文明的關鍵。在湯因比看來，歷史學家的工作應該把希臘的和中國的這兩種模式的重要特征結(jié)合起來，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模式用以解釋其他文明的歷史。因為希臘的模式符合各大文明的早期階段，而中國的模式則符合各大文明的后期階段。把這兩個模式的前后期階段結(jié)合起來，就能創(chuàng)立起一個通用的標準模式。而這個新的模式顯然可以顯示出某些文明的社會通則，它可以圓滿地解釋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湯因比認為，希臘－中國模式的復合模式符合大多數(shù)文明社會的歷史發(fā)展。

湯因比認為，未來的21世紀，“世界一體化”不可逆轉(zhuǎn)，而要達到人類普遍的幸福，和平地統(tǒng)一世界又尤為重要。那么誰能對世界的這個前景提供治理的原理、力量和動力呢？湯因比毫不猶豫地指出，惟有中國。

他認為自己所以這樣說，是由于：首先中華民族具有這樣的歷史經(jīng)驗。

“幾千年來，（中國）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上文化上團結(jié)起來”。這種本領無與倫比，也“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其次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實際上培育了一種自己的“世界精神”。湯因比尤其推崇漢高祖劉邦和他所說的中國的“世界主義態(tài)度”。最后是儒教世界觀中的人道主義。湯因比說，在現(xiàn)代世界上，無論是國家衰落還是處于混亂，中國保持了這種美德，并且維持著高水平的家庭生活，就是因為有儒教人道主義內(nèi)容在支持。至此，他預言，將來統(tǒng)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也不是西歐化的其他國家，而是中國。他斷言：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征兆，在世界上有令人驚嘆的威望。

“我希望出生在公元一世紀佛教已傳入時的中國新疆。”

“防止人類集體自殺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類的和平融合。”

“要是在那未來的時代世界還沒有融合起來，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經(jīng)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從以物質(zhì)為中心轉(zhuǎn)向以精神為中心。”

——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