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勢分析

中美關系處在歷史最好時期，但是民意有下滑的趨勢

中美關系隨著經貿關系的發展，已經取得長足的進展，可以說，是處在歷史最好時期。但是我們都有一種感覺，就是這種關系好到一定程度就止步不前了。盡管多年來中美兩國有識之士及政府間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民意方面總是差強人意：在過去的幾年中，盡管中國人對于美國人的好感度均在70%以上，但是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好感度基本徘徊在40%~50%之間，而且2008年更是降到了39%。而在9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這個數字要高得多。

舉一個例子，2000年美國國會眾議院以237票同意197票反對，通過了“對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案 (PNTR)”。當時為了積極推動美國國會盡快通過這項法案，具有經濟實力的工商界的各種商會和行業協會在1999年中美就中國加入WTO達成協議后，就動員起來，采取發動基層、登門拜訪、媒體公關等策略，來說服國會通過中國PNTR。摩托羅拉、英特爾、微軟、花旗集團、惠而浦和通用汽車等多家企業，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呼吁國會盡快通過PNTR 、發起“敲門運動”，先后與75個議員舉行300多次會談，游說他們支持PNTR，并花費巨資在報紙、電臺和電視上大做廣告，支持中國的正常貿易關系地位，斥資數百萬美元以游說國會議員支持有關議案。

而現在，似乎整個輿論界也達成了共識：中國幾乎就是“負面”、“威脅”、“盜版”、“破壞人權”等的同義語。盡管美國工商界為中美經貿關系的努力從來沒有間斷過，但是現在的確沒有哪個公司或者利益團體膽敢再公開做廣告來支持中國——因為這么做就好比你現在打廣告夸獎三鹿奶粉質量好，無疑是自找麻煩。

每個中國人都知道一個事實：“每當美國大選時候選人都要以反對中國來拉選票”，但是這是為什么呢？

有人說是貿易摩擦，有人說是意識形態。其實歸根結蒂，是民意。

美國民意：當前中美良好關系的潛在威脅

美國民意多么重要，看看最近國會參眾兩院就布什政府的救市計劃的表決就清楚了：

首先，白宮和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的佩洛西）和少數黨領袖（共和黨的伯納）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試圖說服眾議員們在表決中投贊同票。

然而，在9月29日的第一次表決中，此案以228對205遭到否決，主要原因是保守黨的支持者打電話給代表他們的議員，讓他們不要投票支持這個他們認為是“拯救華爾街”的議案。導致眾多議員倒戈，違背他們對總統和議長的承諾。

表決后，華爾街股票應聲大跌777點，創歷史單日跌幅之最。而專家的觀點認為，更可怕的是信用機制可能失靈，其結果可能是商家無法貸款，老百姓由于商家無錢經營而失業，于是，恐慌下的美國人紛紛打電話給代表自己的議員要求重新投支持票，結果議案在參院和眾院的重新投票中順利通過。

由此可見，美國的議員們（通常被稱為“立法者”）可以不聽議長（他們的領導）的，更不聽總統的，但是他們要聽自己選民的意見。這就是民意。

美國的社會及政治體制的“草根文化”特點決定了美國民意的重要性：首先，民眾輿論的影響力大；其次，政府對民眾輿論的影響極為有限；第三，民眾輿論決定了立法者（國會）和政府（白宮）的立場；最后，立法者及政府根據民意決定對中國的態度和行動。也就是說，中美關系如何，不是由華盛頓或者任何美國精英、大亨，而是是由美國民意決定的。

中美關系對于中國這個正在依賴國際貿易及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的大國實在太重要了，而改進美國對中國的民意則是是關鍵。

要主動改進民意，首先要了解美國的政治勢力和不同勢力后的民意傾向。

二．美國政治現實及其對中國的態度與策略的影響

（一）共和黨更親華

美國的主要政治勢力是一左一右，左派為民主黨，右派為共和黨。兩個政黨不斷的較量與合作，幾乎演繹了美國政治的全部。

兩黨對中國的態度都是愛憎交織，都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同時也代表了背后民眾和利益集團的需求。下面的表格中，我簡單地總結了民共兩黨的基本特點及對中國態度，僅供參考。

可見，盡管美國民共兩黨中都有支持和反對中國的聲音，都有支持和反對中國的因素，但從整體來看，共和黨支持中國的因素多，而且支持因素對于該黨重要性高、多呈增長態勢；反對因素少，且多呈減低態勢。而民主黨方面則相反，這一點從對待奧運會的態度上就可見一斑：以民主黨為多數的美國國會對北京奧運大肆批判，聲音最響的當屬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而共和黨的白宮則發出完全不同的聲音。

究其根本，美國的政治是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與經濟相比是次要的。無論是哪個黨，在競選和發表國情咨文時都會明確告訴美國老百姓，他們的政治綱領是經濟性的。因此，對于經濟發展的態度決定了一個黨的政治立場。以資方為主，力主自由經濟和全球化的共和黨，同中國合作的需要大過對抗；而經濟上反對全球化，以工會為后盾的民主黨注定是要拿中國作為假想敵來取得選票和支持的。

盡管任何一屆政府上來，都要務實地搞好和中國的關系，中國也要盡力和兩黨都要搞好關系，但與中國關系孰近孰遠，哪個黨對中國更可能有利，應該心中有數。

（二）改善美國民意的最大機會在哪里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美國的精英名流、東西兩岸、中心城市都是民主黨的地盤，近年從大陸移民美國的新華僑，基本都是中國的“天之嬌子”，在美國定居后，出于不同的目的或者壓力無論投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票，骨子里大都具有強烈的精英情結，思維上傾向民主黨，不能認同美國普通民眾的“愚鈍”。而近年來以簡單貿易為主的中美貿易所產生的逆差被認為是美國產業工人失業和本土制造業，特別是東西兩岸和中心城市等傳統制造基地的流失的主因，這就更是刺激了民主黨傳統支持者——美國工會的神經。

誠然，單就美國來講，對中國絕對支持或者無條件反對的情況還是不多見，不過趨勢和傾向是明顯的。這不得不令人考慮一個主要的問題：要想影響民意，怎樣投入可以取得最大的投入產出比？最符合中國的長期戰略需求？在美國，商界投入給共和黨的錢總體上是要多于給民主黨的；而工會則是民主黨一個大后臺，你能夠替我說話，我就多給你投入，天經地義。那么中國應該怎樣做？

三．中國對美國民意影響的最大機會在哪里？

（一）不在華盛頓、而在州級地方政府

中國政府和民間的一個習慣性思位定勢就是過于重視同美國聯邦政府的關系，過于注重華盛頓的態度，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與州級及地方政府的關系。中國省級與美國州級政府的往來要少的多，地方政府就更少。而且很多往來都局限在“姊妹州/省”、“姊妹城市”之間。而這些關系原本就是“包辦婚姻”，往往雷聲大，實際成果有限。

如果我說：“美國沒有中央政府”，可能在中國沒有人相信，但這是真實的。在中國，我們的行政級別是多級的，“從中央到地方”成為多年行之有效的定式。而在美國則不是這樣，華盛頓的聯邦政府不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他們和州級政府不存在上下級的關系。他們對美國的民眾輿論的影響不僅有限，而且有可能是負面的。

美國人民素來認為政府是“必要的邪惡”（ANecessary Evil）。他們很多人相信“陰謀論”，認為政府會背著人民達成很多骯臟的協議。這種思維模式下，美國政府只要一講中國的好話，就被認為是“華盛頓和中共的骯臟交易”的結果。我在美國多次親耳聽到這樣的說法，從93年的“銀河號”被攔截，最后以沒有發現武器，華盛頓道歉，到李文和事件的結局等，從來沒有間斷過。

此外，華府和國會之間，以及國會內部兩黨之間無休止的爭吵，也令華盛頓對中國的政策與態度搖擺不定，使中國為改進中美關系而作的努力難收成效。

相比之下，州級及地方政府則要務實的多，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改善地方經濟，而非爭論意識形態的大是大非。如果需要，他們也會有效及迅速地采取行動改進中美關系。例如，2006年底，當中國南汽集團來俄克拉荷馬州簽訂設立北美分公司生產和銷售名爵（MG）跑車協議時，在當地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反響，不但引來美方追加數千萬美金的投入，而且幾乎所有我認識的美國人都與我興奮地談論這件事，很多人表示，一旦產品上市，他們將成為最早的買主……好似冬天感到了一股暖風。俄克拉荷馬州為了促成這個項目，從州政府、州議會到相關的俄克拉荷馬城、諾曼市及阿德摩爾市政府、經濟發展組織及本地的私人投資者，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上下一致，做了大量的工作，那種團隊合作的景象，在華盛頓是絕對看不到的！

我見到的所有對投資美國感興趣的中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都會問：“美國有什么優惠政策？”我告訴他們，的確有，但是一般都是在州或者市鎮政府，甚至具體社區那里。

美國沒有類似中國“兩免三減半”這樣的“國策”，也沒有享受15%所得稅的國家級開發區。要想談投資項目，具體的都要和當地政府、企業和社區交流。一次，我帶一個投資團體見一個城市開發署主任，他們問起當地工業園的土地價格，當了解到這組投資者的意向和潛力后，這位主任告訴他們：“我們可以白送土地給你們！”，不要講美國聯邦政府，連州政府都沒有這樣的決定權。

由于美國的各州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州、城鎮都是競爭關系，他們曉得，如果能夠將中國企業吸引到本州或者本地區，就可以占據中國產品到美國的供應鏈中的配送環節，吸引更多的商貿機會，絕對有利于當地經濟，所以他們比華盛頓要更積極，更熱情，更重要的是，他們“辦實事”。

因此，要加強中美關系，改進民意，就需要加強與州級及地方政府的直接聯系。

（二）不可指望美國傳媒對華態度的改變，而要加強和美國民眾的直接溝通

國內似乎有一種傾向，就是試圖通過種種努力來影響和改變美國及其他西方主要媒體。我們在安排西方媒體采訪后，總是期待著他們的正面報道。這種期待的思想基礎似乎是，西方媒體對我們的偏見報道，是出于他們對中國的不了解，如果他們能夠來到中國并且目見耳聞，就可以改變看法，從正面報道中國。

這種思維的一個重要依據是，許多來到中國的西方人確確實實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回國后成為中國的堅定的支持者。的確，我所認識的美國人，無論來中國之前態度如何，訪華后幾乎都對贊不絕口，成為中國的擁護者。

然而，真理與謬誤只是一步之差：美國個人可以改變看法，媒體則不然。事實上，美國媒體的負面報道都來自那些去過中國，對中國了解，甚至接受過中國恩惠的記者們，可以說，希望通過影響西方媒體來影響美國民眾的努力是不會有什么成效的。

想一想，你會通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來讓一個高僧不信佛么——西方媒體對于他們思考方式、工作程序及贏利方式深信不疑到了信仰的高度，他們不可能因為中國政府或者民間的真誠而改變信仰；反而，過分祈求媒體理解和“公正”報道中國的努力，倒是會被西方媒體看成像一個被警察逼得走投無路的嫌犯開始掏錢行賄來求得逃生一樣可笑和具有娛樂性（即可報道性）。

而另一方面，美國大眾，特別是保守派大眾非常蔑視美國大眾媒體。美國大眾不在意媒體的態度，我們為什么介意？有什么必要花這么大的努力來做無用功？

更加可笑的是，美國主流媒體對美國國內或者西方世界的報道都可能不被信任，而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則成為這些媒體為數不多的可以得到美國民眾認同的內容。這種情況下，似乎詆毀中國成為他們提高收視率、閱讀率的有效手段，他們怎么可能改變自己對中國的偏見？！

既然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看法和做法不能立即改變，而普通民眾又不是那么信任媒體，為何不干脆繞開媒體，直接同大眾對話？

（三）不要依賴美國精英階層的贊許與支持，而要取得美國普通百姓的理解

大概在幾個月前，我在美國的電視頻道上看到了一個10歲左右的普通小女孩對著鏡頭認真地說，我支持奧巴馬，他當總統后可以保護我們，不讓中國壞玩具來傷害我們。

美國小女孩的這番話，絕對可以讓美國老百姓動情。于是，中國成為惡棍的象征，中國產品成為萬惡之源。這種力量，是十個巴菲特、一百個比爾蓋茲、一千個基辛格都沒有的。

事實上，美國的精英階層同美國中產階級為代表的普通民眾之間的緊張關系由來已久：前者瞧不起后者，因為他們頭腦簡單、盲從、狹隘；而后者則對精英階層的高高在上和“眼高手低”的傾向百般蔑視。從根本上說，美國的民主制度的游戲規則是選票數量決定質量，這就令老百姓對精英相當不買賬。小布什為什么能夠連任？很多人選他的原因是：“他和我們差不多！(He’s just like me!)”。

精英階層的政治觀點，不但得不到老百姓的認同，往往還引起激烈反對。我甚至可以這么講，一個人或者組織、國家得到的精英票數越多，在美國政治上就會越失敗！

比如，這次美國總統競選中，民主黨可以說占盡天時地利，勝利在望，但是奧巴馬的競選之路仍然是坎坷不斷。其中有兩次重大的民意下滑明顯都與他難以掩蓋自己“精英意識”有關，或者被批為“代表精英思維”。一次是今年4月11日他稱小城鎮的人因為“痛苦”而依賴于槍支和宗教，使得他在賓州的民調大幅下降了20%，希拉里以57%對37%的支持率領先于奧巴馬。另外一次是最近用“抹了口紅的豬”來形容共和黨，顯示了他對對手的蔑視，結果導致對于兩黨都至關重要的中間派人士認為奧巴馬有性別歧視的比例從17%上升到34%。這兩次都是奧巴馬難以掩飾自己內心的“哈佛精英”的情結而被美國百姓看低?？梢?，美國精英的觀點，雖然可以有效地贏得中國觀眾和讀者，但在美國可能適得其反。

當斯皮爾伯格宣布不做奧運后藝術顧問時，知道這個消息并對此感到惋惜的中國人可能遠比美國人多。我的不少美國朋友都對我說：“中國開幕式是過去、現在和將來最好的，幸虧沒有用他！”。呵呵，好萊塢的明星名人在美國沒有什么好名望。

當前美國的政治經濟形勢令精英與普通民眾的摩擦加劇：一方面，反精英的思潮導致了布什政府的沒落和許多策略的失誤，給精英以反擊的口實，例如，他們稱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莎拉·佩林體現了“信心和無知的快樂婚姻（Joyful Marriage ofConfidence and Ignorance） ”；另一方面，美國經濟的糟糕結果再次證明了缺乏制約的精英所造成的惡果要比普通人大得多，進一步增強了美國百姓對整個精英階層的不信任。盡管由于對經濟的恐懼，美國人可能會選擇精英背景的奧巴馬，但是一旦在他的領導下經濟轉好，反精英的情結又會占上峰。這就是為什么2000年克林頓領導的民主黨取得卓越的經濟成就時，戈爾反而輸掉了大選的主要原因。他輸給的不是別人，正是被諷刺為智力低下、口齒拙笨的小布什。而后者在2004年又輕易戰勝了代表精英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取得連任，執政記錄超過了他那倜儻的父親。

畢竟，精英是少數，選票在老百姓手里，這是硬道理。

依賴精英思維定式還體現在我們過于依賴在東西兩岸的華人精英們來溝通與美國的關系。目前在美國的事業有成的華人多數都是國內的優秀人才，從中國最好的高等院校直接或者畢業后赴美深造，然后留在美國工作。他們多數在美國是與大眾多少呈隔離狀態，他們可能收入堪比美國富裕階層，并認識一些美國的政治關系和社會精英，但是很難理解，更難說服美國大眾，對中國在美國的公眾形象幫助有多大，值得思考。

舉一個例子就是活躍在美國的“百人會”組織。這個以在美華人精英為主的團體為發展中美關系、影響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美國草根政治的現實就令其在美國的影響力受到很大限制。在美國，我只是有一次在C-SPAN看到他們的活動，而C-SPAN是專門面對美國社會精英的頻道。以至美國最受歡迎的脫口秀主持人John Steward曾經多次以“某某只出現在C-SPAN”來嘲諷該人在美國影響力低下。百人會這樣的努力，投入產出比如何，可想而之。

在美國政治現實中，“中國”和“精英”本來就是比較負面的兩個名詞，許多名人、政客都刻意避開這兩個詞，而百人會卻把這兩個標簽昭然地在同一時間貼在了自己的臉上，分明在向美國的草根政治挑釁，比賽沒有開始，已經失去比分了。其活動雖然能夠為中國造勢，讓國人在太平洋彼岸感到自豪，在美國本土恐怕是進一步強化了與美國主流社會的對立。在“中國”和“精英”這兩個詞的負面形象沒有得到改善時去努力用它們來強化自己的形象，難道不是適得其反么？

能否直接同普通百姓對話，取得他們的理解，是改進民意的關鍵。

（四）不在東西兩岸和大城市，而在中南部和中小城鎮

美國人能夠說出的中國城市無外乎北京、上海等；同樣，中國人認為洛杉磯、紐約和芝加哥就是美國的全部。出訪美國的團隊，無論國家級別的還是地方，無論是政府組織的還是私人訪團，目的地基本是東西兩岸和中心城市為主。如果說，由于發展的不平衡，美國人到中國，最方便和最有回報的地區是沿海、中心城市的話，這個原則反過來用在美國就不對了。

首先，美國各個地區發展相對均衡。在中國，上海和甘肅的人均GDP收入差距在10倍以上；而在美國，人均GDP最高的加州和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差距也就是2倍左右，而且美國的中南部地區和中小城市在交通、通訊、教育、工商業和社會發展等各個方面均不遜色于東西兩岸和中心城市。許多世界級企業的總部都在美國的中南部地區和中小城市，比如，世界最大的公司沃爾瑪總部在中南部阿肯色州西北小鎮本頓維爾。近年來由于東西兩岸的經濟滑坡，更多的公司在把他們的分部和運營中心遷往中南部地區。我所在的俄克拉荷馬（OK）州塔爾薩（Tulsa）市，擁有90萬人口，就多次被評為美國各大公司設立分部的首選城市。

從地理分布上，共和黨的基礎多在美國中南部和中小城鎮；而民主黨的支持則更多來自東西兩岸和中心城市。因此中南部和中心城市有更大的改善民意的空間。多年來對中國的缺乏了解，是美國中南部民眾懷有敵對情緒的主要因素。因此，如果我們想改進美國民意，應該與中南部和中小城鎮更多接觸。

實際上，美國中南部和中小城鎮的作用從來都是巨大的，以至于民共兩黨每屆選舉都要盡可能推出從這些地方來候選人，包括肯尼迪的搭檔約翰遜、里根的搭檔老布什、后來的卡特、克林頓及其搭檔戈爾、布什以及現在的副總統候選人佩林（來自阿拉斯加的小鎮）等，都是這種思路的產物。

東西兩岸和傳統工業中心城市有大量的產業工人，他們自覺得受到全球化經濟和“中國制造”的沖擊。那里也是自由派的基地，他們是美國最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群體。而代表工人和自由派的政客想通過攻擊中國來贏得選票，大眾傳媒要提高收視率，反華勢力也多數集中在這些地區……，這些都對民意的改善造成障礙。

中南部各州政府及人民普遍重商，生活樸實、保守，基本上不存在與中國敵對的組織，如美國工會、反華勢力等。他們可能由于不了解中國而對反華情緒盲從，但是一旦和中國人接觸后就比較友好了。而且，這些地區的經濟結構以中小企業和跨國公司分部為主，受到的全球化沖擊和市場波動的影響相對較小，而且由于沒有工會影響以及當地的重商氛圍，許多新進入或者回流美國的制造業均在此安家，使其一定程度上成為全球化經濟的受益者。特別是目前美國東西兩岸和中心城市的遭受經濟危機的時候，美國中南部和中小城鎮的經濟卻飛速發展。例如，俄克拉荷馬城（Oklahoma City）剛剛被《福布斯》評為美國最抗經濟衰退城市的第一名；我所在的塔爾薩市的失業率今年已經低于3%，而全美平均失業率剛剛超過了6%；還有，近年來傳統的制造業州，如密西根州、俄亥俄州等制造業都在萎縮，相反，近幾年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馬州、密西西比州等的制造業則一直在成長中。

因此，加強同美國中南部和中小城鎮的合作，就可以爭取到一大批潛在的支持者和利益來源。

（五）保持簡單貿易增長的同時，加強對美國直接投資（FDI）

有目共睹，中美貿易一直在高速增長，中國的順差一路領先，這是可喜可賀的，但是任何事務都有兩面性，且物極必反，只見商品不見人的單純貿易關系帶來的負面效應越來越大：

1. 我們對于自己的（海外）市場沒有控制，沒有產品品牌，沒有企業形象，利潤多被美國中間商賺走，自己所得與付出的原材料、人力、環境等不成正比，年復一年，始終無法走出原始積累階段，沒有剩余利潤來管理、技術和企業文化等方面提升自己，不得不長期依賴低成本、低利潤、高消耗的模式來維持生存。

2. 由于缺少品牌和企業形象，美國人面對廉價的中國產品，完全憑主觀臆測來想象中國人和中國企業的樣子，結果可想而知。同時，媒體和政客利用中國人白給的，可以由其隨意歪曲而不必負任何責任的這個機會（在一個發達國家這種機會不多?。?，大肆通過反華來撈鈔票和政治資本，造成了對華民意的進一步降低。

3. 迫于民意，美國政府不斷給中國壓力，所以中國政府不得不通過大量的購買美國國債或者投資美國的金融公司來抵消壓力，結果掙來的錢還是給了美國人去用。要知道，保值只是使用資金的最低目的，而更加重要的目的應該是學會投資與經營。

我們消極使用資金，使得我們絕大多數為美國市場生產產品的廠家不但對美國市場根本不了解，甚至從來沒有來過美國，成為得了“生產能力巨人癥的國際營銷嬰兒”。

4. 美國當前處于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也不可能象原來一樣可以輕易通過消極投資來抵消簡單貿易的負面影響，這就對中國處理中美貿易關系提出了新的挑戰。新的策略在哪里？

5. 以進出口為主的簡單經貿關系威脅到中國的長治久安：每年新增勞動力的壓力迫使我國GDP必須保持8%以上的增長來滿足就業的需求，而GDP增長的重要部分是國際貿易的增長。目前盡管“中國制造”比比皆是，實際上中國制造的價值只占全世界的5%，按理說增長的余地還很大。但是簡單的貿易手段使我們在處于低份額、低利潤、高消耗階段的時候，就已經引來了來自歐美國家主要市場的巨大阻力和壓力，很難想象，如果中國制造的價值要增加到10%，我們將付出多大的代價、遇到多大的阻力？如果我們付不起這樣的代價，頂不住這樣的阻力，GDP的增加將受到實質性的威脅，直接影響到中國的穩定，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很可能付諸東流！

對于目標市場的直接投資（FDI，即foreign directinvestment）相比之下，可以大大抵消簡單貿易的負面效果，同時也可以削弱購買債券帶來的消極后果：

1. 它可以占領直接渠道，擴大利潤來源。這一點在當前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出口退稅率降低、人工成本增加的國內大環境下顯得尤為重要。

2. 它通過在美國市場創立品牌來進一步改善產品的利潤率、提高美國市場內客戶忠誠度。

3. 它可以讓美國民眾了解中國的企業和中國人，改進當前敵對的民意。面對面的接觸是最好的溝通方式，不見面看到、聽到的只是符號和概念。

4. 通過對美國的直接投資，鍛煉了中國的企業家和經理人，使中國企業從管理水平，而不僅僅是產品或者產值上同世界接軌。

然而，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太少，與中國的產品市場份額和大國形象極不相符?？梢哉f，加強對美國的直接投資是未來中國保持國際貿易持續增長最大機會所在。更加重要的是，對于地方政府來講，企業是否能夠走出去，是否能夠在海外，特別是美國投資成功，將決定地方經濟的發展和本地進一步招商引資成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