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21世紀初進入新的階段，從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轉到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進入新階段以來，中國經濟保持旺盛的發展勢頭。同時，在溫飽階段尚未出現或者并不突出的、不是那么緊迫或者來不及解決的問題，諸如資源和環境的制約、發展不平衡、社會轉型期的矛盾，以及國內體制和外部環境中的新問題，開始集中地顯露出來。中國的發展是可持續的嗎？這是我們應該研究和回答的問題。

以轉變增長方式和優化結構減輕資源和環境的壓力

中國經濟發展受到資源和環境的制約。國際輿論關注中國能否持續發展，焦點大多也是資源和環境問題。

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單位GDP的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下降的，經濟效益是提高的。資源和環境問題之所以成為當前的突出矛盾，是因為：

第一，發展階段的變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城鄉建設大規模開展，消費結構的重點由衣、食轉向住、行，加之增長方式粗放，資源需求總量急劇增長，供給缺口越來越大。

第二，環境承載能力的限制。隨著經濟規模擴張和資源消耗總量增長，污染物排放也在增長。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的環境問題，在我國高速增長短時期內集中暴露出來。一方面，要繼續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改善環境是新階段提高生活質量的需要，其重要性不亞于衣、食、住、行的滿足，這是尖銳矛盾。環境不再是軟約束，靠拼環境求增長的路不能再走。

第三，競爭優勢的變化。土地和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在減弱。土地價格上漲速度超過GDP增長速度，極低地價甚至零地價的階段過去了。制造業仍然具有低成本優勢，但并不像工資差距所反映的那么大，因為低工資往往是和低生產率伴生的。城市熟練工人普遍供不應求，局部地區普通勞動力短缺，工資水平上漲。

人民幣升值也會削弱勞動力便宜的比較優勢。隨著老齡化加快，“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我國土地和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還能維持一段時間，但優勢減弱是必然趨勢，需要培育新的競爭優勢。

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階段尤其突出。這是經濟高速增長的產物，也是經濟還不夠發展的表現，也有些與發展不當有關。資源和環境問題不能用停止發展的辦法解決，而只能在發展中解決。資源和環境并不是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應對。

第一，我們更應該把推進增長方式轉變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技術進步。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單位GDP能源消耗的變化大體呈倒“U”型，工業化中期達到頂峰后下降，越晚近峰值越低，持續時間越短。我們完全可能通過采用新技術而發揮后發優勢，降低資源消耗峰值，縮短消耗增長持續的時間，用比較少的投入完成工業化進程。發展循環經濟對資源利用和環境改善有重要意義。

第二，我們更應該把優化產業結構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這可以抑制產業結構過度重型化的趨勢，也有利于提高整體經濟效率。

第三，我們更應該合理規劃工業發展，注重分析國內外市場長期供求趨勢，避免重化工業盲目擴張?；A設施和城市建設要合理規劃，避免過分超前和鋪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要認真選擇，防止發達國家把高耗能、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我國，同時減少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生產和出口。

第四，我們更應該注意協調經濟增長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關系，把握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適當進度，改變增長速度繃得太緊而加劇增長方式粗放、削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狀況?，F在的主要任務，不是繼續加快增長速度，而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培育可持續發展能力。

第五，我們更應該注重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在規劃、建設、生產、流通和消費各個領域杜絕浪費，厲行節約。

在體制和政策方面要采取更積極主動的措施。健全價格形成機制，要著重解決價格不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市場供求關系、不反映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環境污染等外部成本的問題，使外部成本和收益都內部化。政績考核要淡化GDP，建立綜合反映經濟增長、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生活質量和社會進步的綜合評價考核制度。

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緩解發展不平衡的矛盾

所謂區域協調發展，就是有利于發揮地區優勢而又能促進共同富裕的發展格局。什么樣的區域經濟格局和產業分工，既有利于發揮各地優勢，又有利于全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如何促進互利的地區經濟合作？需要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包括財稅制度、資源開發和利用制度、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制度、對限制和禁止開發區的補償制度)，才能使地區之間的競爭有利于促進共同發展而不致成為惡性競爭？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責任如何劃分？什么樣的區域政策有利于全國市場的統一性而不致形成優惠政策的輪番攀比？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發展不平衡是中國基本國情。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地區經濟和城鄉經濟都有很大發展，但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總體上是擴大的趨勢。這反映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城鄉二元經濟轉型期的階段性特征。

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地區發展格局有決定性影響。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研究報告，2004年以來，由于中、西部地區能源原材料大省采掘業和關聯產業快速發展，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綜合成本上升和結構調整導致增長速度放緩，以及北部沿海地區綜合優勢發揮帶來增長加速等因素，全國經濟幾何重心北移，東、中、西部和東北這四大經濟板塊之間的差距以及東部地區省際發展差距，同時呈縮小趨勢，全國由基尼系數反映的省際差距隨之縮小。這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動向。這種新的發展趨勢能夠維持多久，是否標志著我國區域差距的變化出現“拐點”，需要進一步觀察。

地區差距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和城市化水平差異的反映。顯然，城市人均收入高于農村，而東部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落后地區的城鄉差距往往大于不同地區城市之間的差距，也可以佐證。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何時會出現由擴大到縮小的“拐點”？對此有不同估計。2020年實現這種“拐點”，是應該爭取做到的，這大體上和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間相吻合。

解決農村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困難之點。要兩條腿走路：一是促進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一是農村的建設和改革。工業化和城市化，實質是幾億農民命運的問題。

看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進程，可能會快于農村社會經濟現代化的進程，或者說，農村現代化是更長期更艱巨的任務。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06年對東、中、西部地區共2749個行政村的調查，有近50%的農村勞動力已經轉入非農產業，其中本地非農就業和外出打工各半。在轉入非農產業的全部勞動力中，有近40%常年從事非農業。在城市長期居住的農民工越來越多。在這項調查中，有74.3%的村干部認為，本村能夠出去打工的青壯年已經出去。這些數據是否準確反映全國的普遍情況還有待更多的調查佐證，但這項調查大體上反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農村社會結構變化的趨勢，可以給我們許多政策上的啟示。例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問題，數量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的問題，比城市還要嚴重的老齡化問題，都需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和對策。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緩解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有重要作用，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政策空間。但是，公共服務的范圍和水平不僅和體制、政策選擇密切相關，而且最終取決于社會生產力水平。

以全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和諧

我國經濟體制、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革。這種變革帶來巨大的發展活力，也蘊含著深刻的社會矛盾。經濟體制改革引發社會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和重組。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二元經濟結構轉型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使千百年來處于停滯狀態的農民生存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變化增加了就業的流動性。加上多年積累起來的歷史遺留問題需要解決，這就使人們感到，現在經濟發展了，社會矛盾也比過去突出和復雜。

社會矛盾歸根到底是利益關系問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多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和政府要兼顧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現階段各階層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社會群體的特殊利益。社會矛盾是長期存在的，重要的是通過化解矛盾而推動社會進步，防止局部性問題演變為全局性問題、非對抗矛盾演變為對抗性矛盾。這是中國改革和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避免社會大變革所常有的那種劇烈震蕩的重要原因。

化解社會矛盾和實現社會和諧的基礎，是全體人民共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共享不是平均主義，不是劫富濟貧，而是使各階層人民的實際利益都能夠隨著改革和發展的進展而增加。只有這樣，才能在全社會進一步擴大對于改革和發展的共識，調動全民參與的積極性。當務之急是“雪中送炭”，幫助城鄉貧困人口解決生產和生活困難，使之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要關注社會各階層的狀況，要把解決民生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問題，放在突出位置。解決民生問題要循序漸進。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領域，要堅持“低水平、廣覆蓋”，堅持可持續的原則，防止“福利陷阱”，以保護經濟發展活力。

要把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可否提這么幾條原則：第一，要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職能，保障平等競爭環境，以及社會所有成員的基本生活，解決社會領域的公平問題；第二，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與財權，分清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領域的責任，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第三，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可以有差別，但制度建設應追求統一，以利于國家長遠發展。

許多社會問題，需要從個案處理轉向制度性解決。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調查，農民上訪40%是由土地征用引發的，26%是由承包地流轉引發的，兩者合計占農民上訪總數的66%；東部地區高于中、西部地區，占73.7%，其中征地占48.1%，承包地流轉占25.6%，說明經濟發達地區征地問題更突出。土地使用制度關系幾億農民生計，是當前突出的社會問題，需要認真研究解決。

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需要有長遠打算。例如，隨著老齡化加快、社會保障負擔加重和壽命延長，“老年”的界定是否需要有所改變？在老齡化階段如何采取積極主動的政策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否需要在適當時候延長退休年齡？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鄧小平晚年說過：“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F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現在要解決的，就是發展起來以后的社會問題，以及繼續發展的問題。

我們應該像抓經濟發展那樣來解決社會問題，讓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要求，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可持續發展

現在，全世界都強烈感覺到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影響。中國還是人均收入不高的發展中國家，但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上升，重要性顯著增加。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不太長的時間里發生如此大的變化，是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不論是中國對世界，還是世界對中國，都有一個相互調整和適應的問題。

當前世界經濟處于增長期。國際貿易和投資保持旺盛勢頭，由新技術革命所催生的產業結構調整繼續發展，國際經濟領域雙邊和多邊協調增多，增長極呈多元化趨勢。各國普遍看好我國巨大市場和發展前景，加強同我國經濟合作是大勢所趨。這是有利于我國進一步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

在新形勢下，要實施更加主動進取的開放戰略，促進國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我國總體上還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的低端，要前瞻性地把握比較優勢轉移的趨勢，抓住新技術革命深入發展的有利時機，積極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今后15年我國仍將面臨就業壓力，要繼續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低成本的優勢，同時注重培育新的比較優勢。這是新階段發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根本途徑。

出口是為了“創匯”的時期已經過去，對外貿易要實現從偏重數量增長到注重質量提高的轉變。國際貿易中一個新的動向，是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改變了國際供應鏈結構和全球貿易格局，發達國家以所謂消費者權益、勞動標準、生態環境為借口，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給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增加障礙。我國同某些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也在增多。要在摩擦和競爭中趨利避害，實現互利共贏。

大量貿易順差是新問題。要改變“獎出限進”的政策，擴大先進技術與裝備進口，促進國內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這是一個大政策。問題是技術壁壘的限制，發達國家嚴格控制技術轉讓，最先進技術是買不來的，盲目擴大技術裝備進口也會對國內制造業造成損害。在進口石油等重要資源方面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國際競爭。海外投資有助于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擴大我國發展空間，但要注重提高收益水平和抗風險能力。

1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不斷增加的貿易順差，高達接近50%的國民儲蓄率和10萬億元人民幣的存差，都是經濟發展中的新現象。可否說，我國已經開始從長期的資本短缺轉向資本相對過剩？這對國內發展格局有重要影響，引進外資政策也需要做相應的調整，改變招商引資中不計成本片面追求數量的做法，注重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使之與新階段國內發展與改革的目標相銜接。如何利用好國際產業轉移的新機遇，實現外資政策和國家的區域與產業政策相結合，推進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如何從外資普惠政策轉向為內外資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如何加強對跨國公司大型并購投資的審查和監督，以維護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和產業安全？如何在開放條件下處理好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的關系，創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成果和產品品牌？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來自外部的經濟風險隨著開放擴大而增加。首先是金融風險，因為金融市場迅速開放，而我們在國際金融領域還是新手，需要注意防范投機資本大規?？缇沉鲃雍腿蚪鹑谡鹗幙赡芙o我國經濟造成的重大沖擊。在資源保障方面，由于對外依賴程度提高，建立資源特別是能源穩定供應渠道不易，需要注意國際政局動蕩和運輸通道安全隱藏的風險。大量農產品進口對我國小規模農業和農民生計所造成的沖擊也需要關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夢奎 １９３８年４月生，河南溫縣人。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經濟學家。1９６４年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后先后供職于《紅旗》雜志編輯部和第一機械工業部。１９７９年２月至１９８７年９月，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任研究員、經濟組副組長。１９８７年９月至１９９０年７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專職委員、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１９９０年７月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１９９１年受聘兼任北京大學教授，１９９３年任博士生導師。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８年４月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１９９８年３月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２００３年３月，被任命為第十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是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五屆中央委員。長期從事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研究，參加過黨和國家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主要著作有：《論反對官僚主義》（１９８０年，合著）、《我國經濟建設中的若干原則問題》（１９８２年，合著）、《農村經濟概說》（１９８２年，合著）、《兩大部類對比關系研究》（１９８３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１９８４年）、《論廠長負責制》（１９８６年）、《王夢奎選集》（１９８７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１９８８年）、《通貨膨脹的成因和對策》（１９８９年）、《談書說文》（１９９２年）、《中國經濟的回顧和展望》（１９８３年）、《世紀之交的中國經濟》（１９９７年）、《翠微居雜筆》（１９９７年）等。編輯出版有《獲獎經濟學文選》（１９８６年）和《怎樣寫文章》（１９９７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