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崛起進入“麻煩多發期”

今年以來，特別是下半年以來，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動作明顯增多、力度明顯加大，接連在售臺武器、人民幣匯率、南海爭端以及貿易問題上向我發難，并且在我國周邊煽動疑華、恐華、反華情緒，企圖對我實施戰略圍堵。日本誣稱中國崛起對其構成戰略威脅，企圖通過強化日美同盟聯手遏制中國崛起，蓄意制造“釣魚島事件”，并且在我國周邊拉幫結伙、制造事端。周邊某些中小國家引進區外大國制衡中國的傾向有所抬頭。我國與歐洲大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也有所增多。給人的印象是，中國遭遇的煩擾空前增多，國際環境趨于嚴峻。

但是，從國際大環境、時代大潮流看，上述煩擾基本上都是戰術性的，而不是戰略性的，僅能稱得上“麻煩”，而稱不上“威脅”。

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并未改變，求和平、謀發展仍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強烈愿望，針對我國或者我國被迫卷入的戰爭遠非現實危險；經濟全球化大潮仍然浩浩蕩蕩，各國利益捆綁越來越緊密，以合作促發展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共識；今日的中國已不是昔日任人欺侮的弱國，某些國家對中國“動粗”不可能不傷及自身；中國的崛起仍然處在快車道上，戰略機遇期仍有希望較長時間延續；真正對中國抱有敵意的國家僅是極少數，周邊某些國家與我鬧點別扭主要是受到對華不友好勢力的蠱惑與籠絡，而對于惡化對華關系仍然多有顧忌。如此看來，所謂“中國陷入四面楚歌，處在C形包圍之中”的說法有點聳人聽聞。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崛起進入了一個“麻煩多發期”，而且這個“麻煩多發期”短時間內可能難以結束。其原因主要是：

其一，世界對中國的崛起需要一個接受過程。任何大國的崛起總會引起國際格局的變動、國際秩序的重構，國際社會對中國“和平發展”的宣示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相信，更何況還有那么一些敵對勢力、堅持冷戰思維者、對華抱持偏見的西方媒體起勁地宣傳“新崛起大國對外擴張是歷史的必然，中國不可能例外”。特別是美國，現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謀求單極霸權的全球戰略目標并未改變，必然竭力遏制新興大國特別是金融危機中依然快速發展的中國的崛起。

其他大國對其國際地位相對于中國的下降同樣有所不甘，難免會借人權、貿易問題給中國制造點麻煩。個別本來與中國就有歷史嫌隙的大國例如日本，更是不愿看到中國強大，要他心平氣和地接受中國的崛起幾乎難以想象。周邊中小國家，看到龐大的中國突然站立起來也難免有所疑懼，外交上搞點“大國平衡”也在“常理”之中。中國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很難不被一些西方勢力看成“異類”，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很容易被其視為意識形態挑戰。

同時應當看到，中國的全球利益在擴展，很難完全避免與他國的利益碰撞；中國周邊環境復雜、領土爭議較多，易于為別有用心者所利用；中國的外交運籌經驗不足，出現點失誤在所難免；在中國缺少國際話語權的情況下，要讓世界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也需要一定時間。這就注定了中國崛起的麻煩短時間內難以停息。

其二，我國對扮演新的世界角色也需要一個適應過程。中國在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里都是世界強國，應當不乏大國戰略文化。但是近一個半世紀遭遇列強宰割的屈辱史，嚴重摧垮了中國人的大國意識。雖然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大國的行列，但是一些人的弱國心態依然如故。他們借口“韜光養晦”而拒絕“有所作為”，仍然把自己混同于弱國、小國，行事一味低調，缺少維護核心利益的膽氣，更不敢承擔起世界大國的國際責任。另外一些人則盲目認為“中國已經強大”，甚至已是“世界強國”，已有資本與其他大國“硬碰硬”。他們言辭激烈、行為“張揚”，甚至口出臟話、自毀形象。

今年以來麻煩多發事態的出現，外部因素是主要的，但是不能不承認，我們內部一些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某些應對舉措失當亦造成一定負面影響?？磥?，要重新培育成熟的大國戰略文化，從而擔當起新的世界角色，還需要經過較長的時間，經歷各種麻煩的磨難。

“麻煩多發期”是大國崛起的“陣痛”，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要想完全避開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國人必須做好相當長時間里在“挨罵”中生活的準備。同時，中國人又必須以踐行“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理念的真誠，以務實靈活、縱橫捭闔的外交運籌，以上上下下空前的團結和共同的努力，爭取盡可能平穩地度過這個“麻煩多發期”，迎來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那么，應該如何平穩度過這個“麻煩多發期”？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強化“四大意識”。

國情意識。必須準確地把握國家的戰略定位。在筆者看來，最符合實際、最有利于中國持續崛起的國家戰略定位應是“發展中大國”。也就是說，中國現階段仍是地地道道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這就決定了中國必須繼續堅持“韜光養晦”的方針，同時又要爭取更多的“大國作為”。

必須防止急欲摘掉“發展中國家”帽子或者不敢承認中國是“世界大國”兩種極端。要正視國際社會希望中國發揮大國作用的呼聲，更加主動地承擔起“發展中大國”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更好地維護我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那種僅憑GDP世界第二就以為中國已是“世界強國”，或者反過來認為“中國仍是窮國、弱國”的思維有害無益。既不要為他人的贊揚之聲而飄飄然，也不要因眼前的麻煩而焦慮不安。面對麻煩多發的挑戰，必須沉著冷靜、從容應對，扎扎實實地發展自己，始終把發展作為“硬道理”?？傊?，要努力樹立符合我國國情的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的形象，舍此我們可能會遭遇更多的麻煩。

大局意識。對于崛起中的大國中國來說，最大的大局是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是維護國家崛起所必需的穩定和諧的國際環境與周邊環境，是確保戰略機遇期的有效利用和長時間延續。我國的外交運籌必須服從服務于這個大局，國民的言行也必須有利于這個大局。

對美關系是大國關系中的關鍵，既要守住安全底線，又要力避戰略對抗。穩定的周邊是我國的地緣戰略依托、外交運籌基石，必須盡最大努力構筑“周邊睦鄰友好帶”，而不是謀求具有控制性和排他性的“勢力范圍”。應以大國的包容對待某些小國不負責任的言行，必要時給予有理、有利、有節的懲戒。該出手時要出手，該忍讓時要忍讓。千萬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圖一時嘴上之快而給別有用心者詆毀中國以口實。更不能四面出擊、自陷孤立，貽害和平發展所必需的國際環境。

戰略意識。國家利益有戰略利益與戰術利益、一時利益與長遠利益之分。必須強化維護戰略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意識。必須制定清晰的外交戰略，以統一國內各部門的思想與步調。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和平發展”的基本國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以及“防御性軍事戰略方針”，不允許出現任何偏離上述戰略要求的言論和行動。對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應堅持“融入、利用、改造相結合”的方針，既主動充當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構建者，又努力避免被視為現行國際體系的挑戰者。要警惕國際反華勢力挑起對華冷戰、構筑對華包圍圈的圖謀。這些都是重大戰略問題，都必須從戰略高度去謀劃、去運籌。

謀略意識。中華民族謀略文化十分發達，《孫子兵法》、《三十六計》都是影響世界的謀略經典。而目前我國的外交運籌似乎缺少應有的謀略意識，我國部分民眾甚至專家的言論也時常不分內外，甚至不計后果。例如，個別官員和專家籠統地把南海問題說成是我國的“核心利益”，而不清晰界定“僅指南海主權爭端”的內涵，很容易引起“中國在推行反進入戰略、劃分勢力范圍”的誤判。外交是妥協的藝術，外交運籌必須既堅持原則，又靈活機動。為了換取更大戰略利益而犧牲某些戰術利益是必要的、值得的。凡事要順勢而為、借力用力，而不能逆勢而上、橫沖直撞。要善于運用“多極制衡”戰略，連橫合縱、避免孤軍奮戰。善于利用戰略對手的內部矛盾，培育對華合作派、抑制對華遏制派。大力拓展公共外交，拉近與對象國國民的感情。重視媒體外交，盡最大努力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鼓勵真正理解中國國家利益的專家學者多發聲，以正確引導國內輿論。進行全民教育，謹防極端民族主義葬送國家崛起的機遇。

二、要警惕兩種極端傾向

中國快速發展，全球影響日益擴展。特別在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表現出無可比擬的活力，年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無懸念。中國的崛起在迎來一片贊譽的同時，也招來某些大國的遏制及某些周邊國家的警惕。這種情況在今年上半年來得尤其集中，美國對臺軍售、黃海問題、南海問題接踵而至，“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空前泛濫?？磥碇袊娴囊M入“大國崛起麻煩期”了。從大國崛起的歷史和目前的態勢看，中國要完全避開這種麻煩不大可能。問題的關鍵是，中國人能否正確應對，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減少而不是擴大挑戰。

令人憂慮的是，在對外關系上國內某些極端傾向在抬頭，甚至出現“綁架”理智性思維的現實危險。

一種極端傾向是過右。其突出表現，一是在自我判斷上無視中國快速發展、日益強大的現實，不承認中國是“世界大國”。他們把“大國”與“強國”兩個概念混為一談，忘記了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是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更忘記了中國還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國際事務中應當發揮應有的作用。中國把自己當作弱國、小國，國際上不認同，國民的大國意識、自豪感也會大受損傷，更談不上爭取成為正在形成的多極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極了。

二是在對對手的判斷上，總是抱持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一廂情愿地指望霸權國家會放棄對中國的遏制，會歡迎中國的崛起。美國人一提G2，他們就欣喜若狂，以為美國真的會接納中國作為與其平起平坐的“世界領導者”，而看不清美國的真實目的是要把中國納入其軌道，成為美國維護其日益衰落的單極霸權的“跟班”，離間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及其他大國的關系。對于美國近來圍堵中國的一系列惡劣表現，他們也力圖向“無害”去解釋。這種人顯然害上了理想主義的幼稚病，搞不好會葬送中華民族本世紀崛起的前景。

三是在策略運用上一味示軟、示弱。他們以“韜光養晦”作為擋箭牌，全然忘記了鄧大人還有“有所作為”的教導。他們凡事一味地低調、低姿態，像個“小女人”，缺少陽剛之氣，就連遭受別國挑釁、欺侮也不敢大聲出氣。這種表現，既可能是長期受到外強欺侮而形成的奴性所致，同時不排除某些人的親美、親西方情結在作祟。實際上，中國越是表現軟弱，霸權國家就越是肆無忌憚地欺侮中國。

另一種極端傾向是過左。首先，這些人在中國國力判斷上走到了一個極端，羞于承認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似乎中國真的已經成為“世界強國”，已經有能力與霸權國家“硬碰硬”。他們十分喜歡別人吹捧“中國強大”，忘記了中國人均產值仍然排在世界百位之后，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的初期階段，要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還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奮斗。

其次，這些人看不到對手還有妥協的一面，認為除了對抗、別無他途。他們看不到美國深陷戰略困境，要想繼續稱王稱霸，已經力不從心；看不到美國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離不開中國的合作，美國國內在對華關系上也還存在一些思維健全者。國家間不能輕易“撕破臉皮”，從國家長遠利益計，只要還有一線希望，就要爭取“斗而不破”，合作共處。

其三，這些人不懂得斗爭策略，不懂得營造形象、爭取國際支持。他們一味地發泄憤怒，到處喊殺，似乎只有這樣才是“愛國”。他們對任何看著不順眼的國家都敢說臟話、狠話，不懂得爭取朋友、分化對手。他們在授人以柄，在糟蹋中國和平、文明的形象。他們更不懂得“外交是門妥協的藝術”，忘記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古訓，一看到政府在某個問題上有所妥協，不論是否換回更大利益，都會破口大罵“賣國”，全然不給外交運籌留下一點回旋的空間。由于互聯網的發展，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可以全球傳播，因此對中國對外關系的氛圍危害極大。

中國要想縱橫捭闔地運籌對外關系，要想為和平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與周邊環境，要想充分利用今后幾十年的戰略機遇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必須努力擯棄上述兩種極端傾向。中國既要堅守利益底線，又不能到處“硬碰硬”。應倡導研究國情，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是“發展中大國”的現實。倡導大局觀，自覺服從服務于國家外交的大局。倡導方略意識，懂得利用矛盾、借力用力，爭取朋友、孤立對手，能伸能縮、能硬能軟。政府既要注意傾聽民聲，又要有主心骨，不能被所謂的“民意”所綁架。

三、應明確“發展中大國”身份

近年我國國力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大幅擴展。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應對舉措得當、化解成效顯著，引起國際社會關于“中國已經崛起”的熱議。世界更加看好、看重我國。

在此形勢下，我國某些人頭腦開始發熱，忘記了我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對進入G8、建立G2躍躍欲試。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擔心“木秀于林必被摧”，甚至不愿承認我國是“世界大國”，好像一講“大國”就會背離“韜光養晦”的要求。

筆者認為，兩種傾向都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都不利于當前我國戰略利益的實現。確定準確的國家定位是制定正確的外交戰略的基礎。必須尊重兩大基本事實：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我國是世界大國。

一方面，我國具備發展中國家的全部特征。改革開放30年，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不論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還是軍事實力，距離發達國家仍有很大的差距。我國雖然很快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14，兩國軍事力量差距更多達20-30年。在世界人均GDP排名中，我國仍排百名之外，更不用說我國還有幾千萬貧困人口。我國仍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初級階段，要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尚需要數十年的艱苦努力。對此國人必須頭腦清醒，切不可妄自尊大、自我膨脹。

而且，改變“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從外交策略上講也十分不妥：將會脫離我國外交的基礎——廣大發展中國家；還會引起堅持冷戰思維大國的警覺及其他國家的疑慮；對于維護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權益也會帶來被動。如果搞G2，后果可能更為嚴重：違背一再宣示的世界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外交理念，葬送現有的戰略伙伴關系，甚至陷入國際孤立。因此，必須堅持“發展中國家”的定位。

另一方面，我國具備定位為世界大國的各種要素。自然稟賦和經濟規模不必說，政治上，我國也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社科院世界軍力排名將我國列為世界第二固然荒唐，但是排在世界第五六位大概不會引起多大爭議。就連科技方面，我國也堪稱世界大國。世界大國不等于世界強國，也不等于發達國家。

否認我國是世界大國既不實事求是，又會帶來諸多矛盾與困擾：我國是G8+5、G20、金磚四國等大國機制的重要成員，這絕不是發展中小國所能企及的；我國的國家利益快速向全球擴展，我國擁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力，我國正在致力于營造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所有這些也只有世界大國才可能做到；如果不是擁有重大影響力的世界大國，我國在不久前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也決不可能帶領“基礎四國”與發達國家集團抗爭。而且還要看到，不敢承認我國是世界大國，與國際社會的評價和期待落差太大，不利于我國的外交運籌。我國歷經幾百年的衰弱與屈辱，國民普遍缺少大國意識與大國思維，從解決這些問題考慮，也有必要確立世界大國的定位。

綜合上述兩方面的論述，我國國際戰略中的國家定位宜為“發展中的大國”或者“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妄自尊大與妄自菲薄兩種傾向中，目前的主要危險是妄自尊大，是急于摘掉“發展中國家”的帽子、擠進發達國家的行列，是追求超越自身實力的國際地位。要避免兩種傾向，就必須處理好“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關系。

我國的崛起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離不開和平穩定友好的國際環境。因此決不可放棄“韜光養晦”的基本方針，不可丟掉發展中國家應有的謙虛與謹慎，不可浮躁和沖動。與此同時，隨著國力的增強與利益的擴展，必須在“有所作為”上更富進取精神，不可以堅持“韜光養晦”為由而怯懦無為。“有所作為”不等于高調、張揚，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承擔力所不及的責任。首先要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上更有作為。而在非核心利益問題上，如果說也要有所作為，則更多地應體現為在策略運用上拿出更加高明的辦法。我國堅持和平、合作、和諧的國際戰略理念，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理念，都是“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最佳結合。所有這些理念決不應因為目前這場關于國家定位的爭論而發生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