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王德滋，我國煤炭工程技術著名專家，1896年3月5日出生于察哈爾省(今河北省)懷來縣南辛堡村;1913年在河北省宣化中學學習;1917年在北洋大學學習;1923年任天津南開大學助教;1924年任河北省柳江煤礦從監工到總工程師;1935年任安徽省淮南大通煤礦工程部長;1938年任貴州省筑東煤礦籌備主任;1939年任云南省明良煤礦總經理兼總工程師;1945年任淮南煤礦公司煤炭局局長室總工程師、協理;1949年任燃料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基本建設司副司長;1953年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后任中央常委;1956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后繼任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任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院長;1962年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煤炭組副組長、北京煤炭學會籌委會副主任委員、理事長;1977年3月3日病逝于北京。

王德滋是我國煤炭工程技術著名專家，我國煤炭科學技術研究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煤礦采用新技術，大幅度提高產量。20世紀40年代在淮南礦區自行設計建設了年產90萬噸的國內先進礦井。開創了我國現代煤炭科學技術研究事業，培養了一大批煤炭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

刻苦努力學習為祖國煤炭事業奠基

王德滋，1896年3月5日出生于察哈爾省(今河北省)懷來縣南辛堡村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對培養兒子上學讀書十分重視。為送兒子上學，不得不多次出賣土地。因此王德滋上學很晚，1917年才中學畢業，時年已21歲。王德滋1917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采礦科(采礦、冶煉工程)學習，依靠貸學金完成大學學業。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畢業后到天津南開大學采礦系當助教1年。

1924年8月，王德滋辭去南開大學助教工作，到河北省秦皇島柳江煤礦工作，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個大轉折。在煤礦工作條件惡劣、危險性大。柳江煤礦是一個小礦，條件更差。而若在南開大學任教則對他今后提高理論、開展學術研究都很有利，工作、生活條件比在礦區要舒適得多。但王德滋感到煤礦太缺乏技術人員，自己雖在大學學了不少理論知識，而對于煤礦生產建設實際卻接觸不多，了解不深，只有進行實際鍛煉，才能更好地發揮所學。柳江煤礦是自己家鄉的煤礦，應該出一把力，于是下決心去了該礦。從此一直在煤礦生產建設第一線干了25年，直到53歲才改做行政管理工作。在柳江煤礦前后工作了10年，曾設計施工了礦井地面、井下防水工程，解決了每年雨季淹井停產;改善了電力、通風系統，保障了安全生產;改進了窄軌鐵路坡度和車輛結構，避免了頻繁發生翻車、斷軸事故。柳江煤礦煤炭產量由年產六七萬噸增加到20多萬噸。由于成績顯著，由最基層的監工升為工程師、科長、工程部長兼總工程師。

創新煤炭技術大幅度提高煤炭產量

1935年11月，柳江煤礦被日本侵略者占據，王德滋便離開為之奮斗10年的柳江煤礦，被聘請到安徽省懷遠縣(今淮南市)大通煤礦公司任總工程師。當時該礦只有一個井出煤，且產量很小，日產煤500多噸。王德滋充分運用現有技術，自行設計并監督施工，新建了日產煤2000t的大通二號井，并著重解決配套中的薄弱環節，修建輕便鐵路運煤至鐵路支線，全部工程只用了約一年半時間，大通礦每日產煤迅速增加到1700多噸。到1938年9月被日本侵略者占領時，已基本收回投資。由于王德滋成績突出，受到當時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負責人的注意，1938年被吸收為資源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后，一批工廠、機關、院校和人員內遷到大西南后方，集中在重慶、昆明等少數幾個大城市。云南明良煤礦是昆明地區主要煤炭生產基地，但規模小、技術落后、地面運輸不配套，基本屬于一個土法開采的小礦。王德滋于1939年到云南明良煤礦公司后，首先采用當時的先進技術對礦井進行大的改造。在戰時物資供應困難的條件下，開鑿了平硐三處，大幅度提高了全礦的生產能力。建立了完整的通風、排水系統，用蓄電池礦燈取代了礦工在井下用的電石明火燈，保證了安全生產。原來的地面運輸是幾十輛“木炭汽車”運煤，運量小、成本高、不安全，不能擔負產量增加后的運輸任務。為此修建了由該礦到滇越鐵路長20多公里的運煤輕便鐵路。并設計了利用重力分三段下放重斗車，用畜力拉回空斗車的方法，解決了煤炭地面運輸問題。對明良煤礦的技術改造，不僅對保障戰時昆明地區用煤起到極為關鍵的作用，而且應用的一些新技術有著示范作用，對促進西南地區煤礦技術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由于保障抗戰時期昆明地區用煤做出重要貢獻，獲得了南京國民政府頒給的“勝利勛章”。

1938年9月，日本侵略者占據大通煤礦，王德滋帶領部分技術人員撤退到大西南后方。由于戰時后方對煤炭需要大增，急需增加煤炭產量。王德滋參加了貴州省貴陽市筑東煤礦的建設，任筑東煤礦籌備處主任。1939年9月，他被資源委員會派到云南明良煤礦公司任總經理兼總工程師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對該礦進行擴建和技術改造，大幅度增加了煤炭產量，對支援昆明地區戰時用煤急需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946年2月，抗戰勝利后王德滋又回到淮南，任淮南煤礦鐵路公司煤礦局(現淮南礦務局)局長兼總工程師。日本侵略者占據后對淮南煤礦的煤炭資源進行掠奪性開采，礦區已奄奄一息。王德滋回到該礦后，決定立即擴建大通礦三號井，迅速建成年生產能力為90萬t的礦井。同時又以同樣方式繼續改建九龍崗礦三號井，經建國后補充設備，達到年產90萬t生產能力。在擴建、改建提高產量的同時，王德滋看到老礦區煤炭儲量已有限，必須尋找新的煤田接替，為此，又準備了鉆探隊伍和設備，并請著名地質學家謝家榮負責勘探，僅一年半時間，即1947年9月便發現了八公山煤田，隨即在這個新煤田新建了年生產能力為75萬t的新莊孜煤礦。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淮南礦務局已成為全國大型的重要煤炭生產基地之一，并鍛煉出一大批煤炭生產建設工程技術骨干。

1949年9月，王德滋配合軍管會接管淮南礦務局后被調到燃料工業部(后為煤炭工業部)任基本建設司副司長，擔任煤炭工業基本建設技術業務領導工作。

創建科研機構注重育人和成果轉化

1957年4月，王德滋被調至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任院長，時年已61歲。這是他一生工作的第二個重大轉折，從干了多半生的生產建設、行政管理，轉到科學技術研究，開始了他一生工作的第二個春天。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他勤勤懇懇，盡心竭力，同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其他領導人一起，為開創現代煤炭科學技術研究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我國煤炭科學技術研究基本上是空白，1956年國家決定籌備成立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現煤炭科學研究總院)。1957年4月，王德滋被任命為院長，同其他幾位院領導一起創建研究機構和培養科研人員的工作。煤炭工業涉及許多專業，因此必須要建立起一個多學科、多專業綜合性的研究體系。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到1965年，已建立了10個研究所：北京有開采、建井、煤化學、經濟研究所和煤田地質研究所(現煤炭科學研究總院西安分院)5個研究所，外地有唐山、撫順、上海、重慶、太原5個研究所(現均為分院)。這10個研究所包括了煤炭工業涉及的煤田地質勘探、礦井建設、煤炭開采、煤礦安全、采掘機械化、煤炭洗選、煤化學及加工利用等各個方面，基本上實現了研究機構專業的配套。

王德滋長期在煤礦現場工作，對煤炭生產建設的急需有深刻的體驗，他經常強調煤炭科研要面向生產，為生產服務。要立足當前，兼顧長遠和基礎研究。他說：“我們是產業部門的科研機構，應當把結合實際，研究解決煤炭生產建設中的技術關鍵問題作為主要任務”。在制訂科研計劃，部署科研力量時，他提出1∶8∶1的意見。他說：“我們和中國科學院不同，用10%左右的力量搞技術基礎理論就可以了;我們和廠礦研究所也不同，但有時現場找上門來，要求解決一些生產急需問題，我們也要管，也要抽一些人去搞‘門診’，一般不超過10%的力量;其余80%左右的主要力量，應針對生產建設中的技術關鍵問題，集中力量攻關”。

1961年王德滋率工作組到全國主要礦區實地考察坑木代用與節約情況，工作組提出的報告為煤炭部采納。同時，他組織力量在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開展了新型支架的研究，親自審查研究方案，深入課題了解進展，觀看試驗情況，幫助解決存在的問題。在他的積極組織和領導下，水泥支架迅速得到大面積推廣，代用了大量巷道支架用坑木。此后，金屬支柱又研制成功，大量推廣應用于耗用坑木最多的采煤工作面，取代了木材支柱。“坑木代用”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基本上解決了坑木供應緊張問題。為煤炭大幅度增產創造了條件。

王德滋不僅注重抓研究開發，還十分重視科研成果的推廣應用和配套成龍。在審議、鑒定科研成果時，他很關心廠礦能否掌握和推廣后的效益。例如，在研究采煤機工業性試驗具體問題時，也要問及相應的工作面支護、順槽運輸和通風等配套情況，甚至采區煤倉及其自動化問題也想到了，給科研人員留下深刻印象。

在建立建設研究機構的同時，積極擴大研究隊伍，增加了一大批年輕的科研人員。他重視學習國外先進經驗，建院初期就聘請前蘇聯專家為顧問，接收了國外留學回來的技術人員，還選派了大批青年科技人員到國外學習。后期盡管他年老有病，但仍深入到煤礦現場，到礦井井下調查、看試驗情況、參加成果鑒定等。其嚴格踏實的作風、對煤炭事業的熱愛，對年輕的科研人員都有很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