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近日發布報告稱，2014年，國內石油消費延續低速增長態勢，估計全年石油表觀消費量為5.18億噸。全年凈進口石油3.08億噸，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59.5％，較上年上升1.1個百分點。全年天然氣表觀消費量為1830億立方米，同比增長8.9％，增速為近10年低點。其中，進口量為590億立方米，同比增長11.5％，對外依存度上升至32.2％。這組數據足以說明進口油氣在我國經濟發展，能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下半年以來，“跌跌不休”的國際油價應該說為我國石油進口，為石油企業“走出去”獲得新的油氣供應基地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能否抓住這次機遇，取決于國內體制機制的應變能力。目前，國家四大石油儲備基地的庫容有限，早已被高油價時期簽訂的“期貨”充注得差不多了。當年，“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低油價”，我們正忙著三大油公司重組上市，顧不上；美國“兩房”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也帶來了“低油價”，然而由于經營管理上的缺陷，不僅是國企，連“船小好調頭”的民企，也錯過了我說的“最佳時間窗”。“機遇垂青于有準備的頭腦”，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但愿我們能把這次機遇用好。

自1993年我國石油公司參與秘魯塔拉拉油田開發算起，我國油企“走出去”，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努力，份額油已經超過了1億噸，取得了不俗的業績。實踐證明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有巨大的空間。截止目前，在國外九成以上的投資，九成以上的份額油屬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公司。其中，中石油占據份額油“半壁江山”。顯而易見，各個石油公司在國內國外，扮演了相似角色，擁有相似的地位。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國內發達的石油工業是有效利用國外石油資源的基礎”，證明了二者間的辨證關系。

從單純參與國際貿易“分享資源”角度講，中國的石油企業“走出去”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我們的綜合國力，還不足以維護我們的全球利益，一旦出現非常情況，油進不來怎么辦？“國內油氣資源是能源安全的基礎”。因此，在原油對外依存度逼近60%的當下，仍然要強調正確理解和堅決執行“國內為主，國外補充”的發展方針。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們“走出去”，並非本土沒有油氣或者資源枯竭了，而是在現有的技術經濟條件下，本土油氣產量的增長速度趕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是躋身世界前列的油氣生產大國，本土年產原油2億噸，天然氣1000億方，這是應對各種非常事件的堅實物質基礎，我們要倍加珍惜和進一步夯實這個基礎。

目前看來，世界石油供需關系相對比較寬松，只要經濟上可行，中國完全可以多進口些油，本土少采些油。低油價時期，甚至可以考慮將額外進口的油氣回注到己開發或枯竭的油氣田中貯存。非常時期，則依靠本土資源滿足各方面的需要。不過，基于石油上游業的高風險、長周期的特點；低產井，尤其是高含水、高含蠟油井關井后不易重新開井等等特點。因此，我們仍然要抓緊時間在本土積極進行勘探開發工作，多建產能，視油氣進口難易程度決定國內的開采強度。而且，平日里努力開采“低品位”資源，非常時期動用“富集高產資源”。

其實這方面國外有許多成功實例，比如荷蘭的“小氣田政策”。上個世紀50年代末，荷蘭發現了歐洲最大的氣田——格羅寧根氣田，該氣田地質儲量25000億立方米，年生產能力可以達到800億——900億立方米。荷蘭在陸地與北海領海區域，也存在大量的“小氣田”。基于能源安全，平日里，荷蘭鼓勵小氣田多采氣；而將格羅寧根大氣田，產量壓低一半，作為調峰應急氣田使用。2014年，格羅寧根產天然氣540億立方米，而小氣田也有260億立方米的產量。

中國在上世紀60年代，也有過類似舉措。當時，將大慶富集高產的喇嘛甸油田留作戰略儲備油田。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為了支撐瀕臨崩潰的全國經濟，喇嘛甸油田才被動用。之后，國家層面，除了強調修建儲備油庫之外，該將哪些油田作為儲備油田，顯得很模糊。延續30多年的改革中，石油主管機構頻繁變動，新機構對石油業的特點，我國石油業的現狀和前景，若明若暗，心中無數。突出的例子表現在對待頁巖氣和常規油氣探明未開發儲量的“厚此薄彼”上。從技術難度和成本上看前者遠高于后者，若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必然選擇后者為現實的開發對象，前者扮演“未來之星”，而決不會顛倒先后角色。

到2012年底，全國探明未開發的石油儲量有82.8億噸，若動用一半，采油速度即使低到0.5%，原油產量也有2000萬噸。探明未開發的天然氣儲量有4萬億方，若動用一半，產氣速度為1%，氣產量也有200億方。而頁巖氣雖然發現了涪陵氣田，但總體上還處在起步階段。

顯而易見，我們迫切需要一個符合實際，符合國情的石油發展戰略，作為深化改革頂層設計的基礎；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職能部門，集中高效地統籌全局，實實在在地謀劃未來，才能把“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真正做成互為表里的一篇好文章，才能抓住並用好每一次出現的機遇！

（本文由中國能源報記者仝曉波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