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C 是指China，是想談談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應該遵循一種什么樣的模式。我們的國家確實有我們自己的國情，有自己的特點。中國與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有很大區別。因此，我取這樣一個題目。

那么C 模式的最大特點是什么呢？是人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自律意識、自律行為。通過自律，自己約束自己，從而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我們為什么要特別強調這種自律呢？這是因為，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們對大自然的索取、對資源的開發利用，已經對大自然產生了破壞，對生態與環境產生了影響，而且這種破壞和影響開始對人類自身發出了嚴峻的信號，敲響了警鐘。我們一定要走自律式發展的道路。

現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的領導人認為，經濟發展的速度越快政績越好，越快對歷史貢獻越大。我不這樣認為。我國的鋼鐵生產已超過4 億噸，煤炭生產已達到23 億噸，電力裝機已經突破5 億千瓦，電力發展速度已經達到15％了，但仍不能滿足GDP 增長9%左右的需要。這種情況下還不想放慢速度，還要加速發展，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了。我們不能以為這種盲目和單純追求速度的發展就是對歷史的貢獻。因為當中國的資源承載能力和環境承載能力超出極限，無法承受經濟社會的盲目發展時，整個經濟就會突然崩潰，那時付出的代價將是極其慘痛的。C 模式即中國模式，強調自律的發展模式。

一、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里面強調了三個方面：以人為本，全面和協調，可持續。胡錦濤總書記還專門論述了和諧社會這個問題，提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這兩年我們社會上發生的突發事件為數不少，而在這些突發事件中，很多是由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沒有處理好，而導致了人與人的關系出現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如果處理不好，也同樣會導致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出現緊張。社會上發生的一些矛盾、一些糾紛，原因很多，但分析起來，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認識和把握好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以人為本、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或者叫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實際上就是要協調處理好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問題。

我講的是，黨中央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在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究竟應該如何落實，落實到哪些方面？到底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保證落實到位？這里主要談水利，也可能會聯系到一些別的行業和部門，為的是便于大家理解和研究思考問題。

二、準確把握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的特點

人口、資源、環境的問題世界各地都存在。但中國的特點是什么？如果不能準確和清晰地把握住中國的特點，就無法做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中國的問題是人多，原來講的是人多耕地少。隨著實踐的發展，人們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加了一條：人多水少。這兩年能源緊張，又加了一條：人多油少，油指的是石油。我以為不要籠統地講人多能源少，這不是很確切。因為中國的煤炭資源還是很豐富的。但煤炭資源存在什么問題呢？就是煤炭資源帶來的對環境的污染遠比石油嚴重。因此，一般衡量，還是把石油作為資源的衡量指標。中國的石油資源很少。人多地少、人多水少、人多油少，這就是中國主要資源的特點，或者說是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

資源分布不均同我們國家生產力發展格局不相匹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東南部沿海地區。這種格局同我國的水資源、土地資源、能源資源等各種資源的配置是不相匹配的。這種不匹配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十分深遠。要解決這一問題，一定要在國家的層次上實現資源配置。譬如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北煤南運、南水北調等等。中國的特點，一是人多，二是資源少，而這種資源分布又極不均衡，同時資源分布的不均衡又與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極不匹配，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采取什么樣的經濟管理制度。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管理制度是和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的特點相適應、相聯系的。認識到這一點，對理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極為重要。

我有一個基本判斷：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府的宏觀調控絕不是可多可少、可有可無的，而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相伴隨的基本管理手段。不能認為經濟過熱或者過冷了，出了問題才需要宏觀調控；宏觀調控不是一種偶然的、臨時的行為。宏觀調控是從國家的層面上，用科學發展觀去指導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

到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如果按照目前的耗能情況，全國的一次能源資源將需要42 億噸標煤；如果我們管理和控制得比較好的話，按照電力彈性系數0.8 計算，屆時需要32 億噸標煤。也就是說，在2020 年以前，我們要通過節約的手段，省下能源總量的25%，即10 億噸標煤。當能源發展到32 億噸標煤時，電力裝機將達到多少呢？ 9.5 億千瓦。現在是4 億千瓦。應該說到2020 年實現9.5 億千瓦電力裝機已經是一件很艱巨的事了。其中，水電規劃裝機2.5 億千瓦，現在是1 億千瓦，還要建1.5 億千瓦；核電要搞到4000 萬千瓦，現在是800 萬千瓦；煤炭幾乎要搞到25 億噸左右。這些都不可謂不難。即使這樣，由于經濟結構不合理，不要說9.5 億千瓦，就是10 億千瓦、12 億千瓦也都難以滿足需求。而且即使電廠能裝這么多機組，煤又從何而來？2004 年我國的煤炭產量達到19.5 億噸，超額2 億噸，其中有7 億噸是在不安全情況下生產的，情況已經非常嚴峻了。如果我們仍然只強調電力不足，不注意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合理、不健康的因素還將會大量顯現，矛盾會更加集中。總的說來，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的特點是：第一，人多資源少；第二，資源分布不均；第三，生態系統脆弱；第四，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因此，中國的資源配置，一定要在國家層面上進行宏觀調控，進行優化配置。作為地方上來講，上一個項目微觀上可能是合理的、有效益的，銀行也愿意貸款，但從全國宏觀上看，可能就不一定合理。這就需要逐漸建立一種體制、機制，讓宏觀的、微觀的因素在這種體制、機制下都能夠反映出來，以達到更高層次上的協調、統一。

三、糾正一種錯誤認識

現在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從世界發展的過程來看，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生態破壞一點，環境污染一點，是必然的，等到人均達到8000~10000 美元的時候，再回過頭來治理環境，發達國家不就是這么走過來的嘛，比如美國、英國、日本。有這種認識的人為數不少。這種說法好像有些道理，其實似是而非。不少政府官員還用這個理論或者是這個觀點作為自己不重視環境保護、不重視生態保護的托詞。

我認為這種看法、認識是錯誤的。我們黨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什么是小康社會，一些人并沒有真正搞清楚。在一些人眼中，就只剩下一個GDP 了。現在搞西部開發，西部一些人想的是什么呢？是向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廣東看齊，想盡快發展到東部那樣，認為這就是實現現代化了，或者就是步入小康社會了。而東部江蘇、浙江、廣東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應該像美國、日本那樣，每家每戶都有小汽車、小別墅，到世界各地旅游。自覺不自覺地把我們國家的發展定位、發展目標向西方發達國家看齊，包括經濟社會的各項指標，都同發達國家相類比。殊不知，如果進入這一誤區，我們的發展戰略就將陷入一個危險境地。

應該說，目前我們中國很多經濟指標如棉花、水泥、鋼材、稀土等總量都是世界第一。但如果中國人均也要達到西方國家那樣的水平，我的看法是，不僅我們國家的資源將被迅速耗盡，就是全世界的資源也都難以支撐這樣超強度的發展。美國人均電能3 萬千瓦時，中國人均只有1500 千瓦時。要達到那些發達國家的人均數，我們要燒多少煤，要燒多少油！

我這里想要說明什么呢？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不改變目前中國的發展模式，從全國范圍來講，別說到人均8000 美元，要我看，到不了人均3000 美元中國的資源和環境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到那時歷史可能根本不給我們機會，讓我們達到人均8000 美元的時候回頭再來搞污染治理。對現在社會上盛行一時的容忍污染、容忍破壞的觀念，我認為需要正本清源，對一些錯誤觀點要敢于說不。有人說，中國的東部現在達到人均3000 美元，已經開始注意環境保護了，如浙江、江蘇等地，確實開始部分注意保護環境和生態了，但如果以此就認為等全國發展到人均3000 美元時再開始治污也是可行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同意這一觀點，西部肯定有話要說了：我們還沒到人均3000 美元，我們現在污染一點問題也不大。但實際上，中國西部經濟社會發展從1000 美元到3000 美元的過程中，如果不注意維護生態，不注意控制污染的話，江蘇、浙江再加大污染治理也是難以完全奏效的。因為中國的地勢是西高東低，一江春水向東流，西部是中國的上風、上水，而且西部的環境更加脆弱，一旦破壞，治理的難度會更大。因此，從現在來講，即使我們國家目前經濟發展水平僅為人均1000 美元，但是對環境的問題，對生態的問題，絕不可以掉以輕心，絕不能為自己的短期行為和造成的重大過失找一套理由來原諒自己。這是講的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美國、英國等歐美發達國家，在它們發展的時候，全世界的生產力水平還是比較低的，這些國家率先發展起來，污染了環境，但相對于整個地球的容量來講，當時在某種程度上還能夠承受。當我們開始搞社會主義建設，搞改革開放時，我們的發展已經不具備當年歐美國家發展時那樣的時代條件和國際環境了。中國要想擠占它們的一些環境空間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美國第一，中國第二。雖然《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發達國家有減排的任務，對中國目前還沒有減排的要求，但是如果按照中國現在這樣的發展水平，要不了多久，我們的溫室氣體排放就可能達到全世界第一。我們現在二氧化硫等廢氣排放量均居于世界前列，近1/3 的國土面臨酸雨污染。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處理溫室氣體的問題，在國際上將會造成很大影響。我們現在各種有害氣體的排放，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破壞臭氧層氣體的排放，十幾個指標都是世界第一，溫室氣體排放世界第二。我們要做世界上負責任的大國，既不能犧牲周邊國家利益，也不能增加全球環境和生態的負擔。

因此，我認為，中國即使現在處在人均1000 美元的水平上，也必須下最大的氣力，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高度重視生態系統，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否則中國的經濟不可能發展上去，上去了也會很快掉下來，絕不是可持續發展的。像一些人所說的先富裕起來再來治理，這條路肯定走不通。我們國家在環境和生態方面已經受到了懲罰，并且還在繼續付出代價，教訓已經夠多了。因此，決不能再繼續按照傳統的模式發展下去，如果我們還拿一些不負責任的話當作托詞，最后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兩個重要衡量指標

要做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有兩個重要的衡量指標，或者說是兩個承載能力：一個是資源承載能力，一個是環境承載能力。只要不超出資源承載能力的限度，不超出環境承載能力的限度，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就不會出大的問題，就是可持續發展的。如果超出了資源承載能力和環境承載能力的限度，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就很可能出問題。

資源承載能力具體表現在三大資源：淡水資源、能源資源、耕地資源。淡水資源、耕地資源無法進口，能源資源可以部分進口，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從世界石油市場上購買石油終究是有限的，這一方面是維護國家能源安全，穩定世界能源價格的需要，同時也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維護人類共同利益、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這是講三大資源不能進口，或者是不能夠敞開進口的道理。反過來說，三大資源亦不能敞開出口，不能無限制地出口。如何理解敞開出口？比如說從國外進口礦石等原材料，在中國加工后再賣出去。一噸鋁耗用1.5 萬千瓦時電，意味著我們每出口一噸鋁就同時出口了1.5 萬千瓦時電的能源。有些地方提出要把中國搞成世界加工制造業的基地，或者叫世界制造中心，外資把廠房都建在中國的大地上，這就叫土地出口。用我們最寶貴的水，最寶貴的能源，最寶貴的土地資源，換來GDP 的一時增長，但污染卻留在了我們的國家！這類事情要引起我們的關注，別以為國外那么多公司都到中國來辦廠就一定是好事。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個度的。大量辦廠的結果是有些地方確實形成了一個制造中心，確實增加了不少GDP，提高了人均收入。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處理好一些負面影響，水臟了，空氣污染了，以后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怎么辦？

環境承載能力主要考慮兩方面的影響：一個是生態系統，一個環境污染。生態系統的破壞，比如說江河斷流、石漠化、荒漠化、生物多樣性的減少這些生態問題等等，要引起高度重視。關于環境污染問題，污染是指污水的排放、有毒有害氣體的排放、固體垃圾的排放造成的影響，還有放射性問題，等等。有些影響是不可逆轉的。在發展中絕不要超出環境承載能力。

總之，在這一個部分中，我想說明的是，要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對我們來講，要著力辦好兩件事：一是解決好資源承載能力問題；二是解決環境承載能力問題。其中，對資源承載能力，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關注淡水資源、耕地資源、油氣資源這三大資源；對于環境承載能力，重在兩個方面，一是生態系統的保護，二是控制環境污染。

五、建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

如何處理好兩個承載能力問題呢？我認為就是要建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在我國，資源的開發利用往往是和環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必然導致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而要保護好生態和環境，又必須抓好對資源的節約和保護。因此，我們要努力建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解決資源承載能力和環境承載能力兩大問題，才能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怎樣才能建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種體制、機制，通過體制、機制的作用，使得整個社會產生一種需要或者是激發出一種動力，這種需要和動力能夠有效推動整個社會走上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發展道路。

對于資源節約和污染防治，我們有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工程手段、技術手段、經濟手段。這五種手段確實要綜合運用好，但最根本的是制度建設，是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或者是變革生產關系來推動生產力發展。因此，節水型社會建設表現為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其他的各種手段。其工作重點是通過制度變革達到全社會自覺節水的目的，這也是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基本特征。現在搞的節水型社會，和以往我們傳統的推廣節水型先進城市、節水型先進單位相比，有本質的區別。最大的區別在于節水型社會建設更強調制度變革，更強調體制機制的變革，更強調社會內部自身的節水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建設真正的節水型社會、真正的環境友好型社會。比如甘肅張掖，過去農民種地都是漫灌，根本談不上節約用水，用他們的話說，“水從家門過，不澆也是錯”。現在建設節水型社會，普通的農民可以和經濟學家談水權、水市場，跟政治家談用水民主管理問題，我認為這是很了不起的進步。

六、總量控制，指標分配

資源節約型社會要首先考慮資源承載能力。考慮資源承載能力則要強調資源的使用權問題。考慮資源的使用權問題首先有個總量控制問題。金木水火土、東西南北中，都有一個資源使用權問題，也都有一個總量控制的問題。

我以為，抓環境保護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從宏觀的方面來講，首先要把握住中國經濟的發展結構、發展模式，在這方面不能出偏差。比如說煤炭，生產10 億噸、20 億噸、30 億噸，總量不一樣，結果自然也不一樣。因為煤的燃燒必然產生二氧化碳，必然產生溫室氣體。而且我們國家的煤含硫量比較高，如果煤炭生產總量沒有控制住，二氧化硫排放也就很難控制住。當然這里有一個燃燒效率高低的問題，比如煤轉化為熱能，轉化為電能，原來的效率是43％，革新一下可以達到45％，燃燒系數就提高了兩個百分點，但不可能不產生二氧化碳，不產生溫室氣體。因此，對中國來講，現在最重要的是對宏觀經濟的把握，否則再怎么搞循環經濟，污染指標也降不下來。這就叫宏觀控制，也叫總量控制。中觀層次要講循環經濟，上一個生產環節產生的廢物成為下一個生產環節的原料，以此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微觀層次就是清潔生產的概念。每一個生產環節都要求是清潔的，它的排污量應當盡可能是最少的。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都需要把握住，都應該做好。作為國家層面來講，當前最重要是要抓住宏觀。如果宏觀把握不住，中國的問題就不好辦。

金木水火土，金是泛指礦產、有色金屬等，木是指森林，水好理解，火是指能源，土是指耕地。金木水火土，東西南北中，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無論是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還是東部率先實現現代化、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等，全國各個區域都要對中國最重要的資源實行總量控制。因為不實行總量控制，資源承載能力就支撐不了，就不可能做到可持續發展。

地下水已經超采，水位已經下降，如果還一味抽取，總有一天地下水會干涸，那時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就是災難性的。耕地如果再減少，糧食安全就不可能得到有效保證。再比如說石油，我們是缺油的國家，最大年生產能力大約為2.5 億噸。由于價格、總量、安全等各種各樣的原因，年進口量最多為2.5 億噸。國內2.5 億噸，國外2.5 億噸，5 億噸就封頂了，再多就難以為繼。電力也要封頂。比如說煤電，現在我們國家60％左右的煤炭供電力生產用。煤用得越多，溫室氣體排放就越多，二氧化硫氣體排放就越多，氮氧化物排放也越多。煤炭的開發和水電開發有相似的一面。建設一個裝機百萬千瓦的水電站需要七八年時間，一個大型煤礦達到它的設計標準也要七八年。水電開發有移民問題、大壩問題，煤礦生產的塌陷區對生態和環境的影響也不小。煤礦開采還有安全的問題，中國的煤炭同樣不可能無限制地開采下去，也有一個總量控制的問題。

我認為，對中國緊缺的重要資源，在規劃計劃安排上，都要有一個總量控制，總量控制的目的是什么？是使資源的承載能力和環境的承載能力能夠支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是我們國家最為關鍵的問題。中國的農業灌溉用水在總量不增加的前提下，如何保證未來人口達到16 億高峰時的糧食安全，我們已有一個很詳細的規劃。在規劃中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農業灌溉系數前兩年是0.43，經過努力這兩年提高了兩個百分點，達到0.45。到了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時，要提高到0.51，2030年中國人口最高峰時農業灌溉系數要達到0.55。通過節水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切實保障糧食安全。耕地也要確保總量。就水資源而言，有一個資源使用權問題。一方面要總量控制，同時要把資源的使用權分配下去，分配到各行各業，分配到各個行政區劃。例如，只有把黃河水的使用權分配到沿黃各省，然后每一個省再把這個指標分解到每一個城市、每一個灌區、每一個企業，實行初始水權分配，把指標層層控制住，才能確保總量控制，才能保證資源承載能力是在可持續發展的容量以內。

七、指標的準市場化管理

講總量控制，是水資源的使用權、排污權指標，實際上是產權問題。市場問題，則是指產權的轉換問題。我們需要建立一套體制和機制，這套體制和機制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準市場化管理。其中的使用權也好、排污權也罷，其主要特點都是以價格和市場交易為主要手段，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要搞一個項目，如果沒有獲得取水許可，這個項目就不能上，這是市場準入問題。如果污水排放權沒有辦手續，這個排污口就不能開，這也是市場準入問題。另外，比如說電廠實行廠網分開、競價上網。在競價上網的時候，如果規定一個火電廠每千瓦時電的煤耗超過多少克時，就不準它進入市場，這也是市場準入問題。

當通過一定的行政法規程序，企業和單位獲得了水資源的使用權后，可以通過水市場進行轉換或交易。譬如寧夏、內蒙古要新建火電廠需要水權指標，就通過向農業、灌區去有償轉換。水權的交易或有償轉換，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有利于節約水資源，不斷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對水資源來講，跨流域的市場交換也有可能發生。內蒙古自治區領導曾問我，南水北調通水以后，能不能多給一些黃河的用水指標？我說可以，但是需要搞清楚一個概念，屆時內蒙古用的水雖然仍是黃河水，但是水權卻是南水北調的水權，水權價格就應是南水北調水權市場價，應由內蒙古和南水北調水權擁有者去協議定價。

水市場為什么是一個準市場呢，這里我想再強調一下。水市場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市場，而是一個準市場，其原因有四條：一是水資源交換受時空等條件的限制，參加交易的項目數量有限；二是多種水功能中只有能發揮經濟效益的部分，比如說供水、水電等，才能進入市場；三是資源水價不可能完全由市場競爭來決定；四是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和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連，不同地區、不同用戶之間的差別很大，難以完全進行公平自由競爭。

八、成功的范例

我認為中國在協調人口資源環境工作的關系時，計劃生育是一個成功的范例，功不可沒。如果我們國家不抓計劃生育，現階段如果再多三億人，后果不堪設想。少生三億人口，對我國經濟社會帶來的好處，不是簡單用一句話能夠說清楚的。

本文的標題叫自律式發展，就是要進行總量控制，要搞一套機制自己約束自己。計劃生育就是典型的自律。退耕還林、退田還湖、森林保護、草原生態保護、圈養、輪牧、休牧、休漁等，都是人們認清了客觀規律后，自己搞一套機制來約束自己的過度開發行為，都是一種自律。我們現在搞節水型社會也是一種自律。一開始可能不自覺，后來自覺了，認識到中國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選擇這一發展模式，即自己來約束自己，堅持走自律式發展道路。需要反復強調的是，自律對于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對于節水型社會建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九、政府的責任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就政府工作而言，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推進依法行政，做到主要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管理經濟，集中精力抓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政府行為應該以人為本，依法行政。我國節水型社會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場著眼當前，立足長遠，尋求自律式發展的變革。在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這場深刻的制度變革中，政府是大有可為的。

我認為政府首先要辦好兩件事情，這也是政府的責任。第一件事,就是領導組織好這場變革。張掖的節水型社會建設試點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正是由于書記、市長認識到位，措施得力，引導積極，所以效果也很明顯。在節水型社會建設上，各級政府可以做很多文章，是可以出政績、出經驗的。這里關鍵是政府的認識要到位，要把握好我們的國情，認清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積極組織和領導好這樣一場變革。這是一個有為政府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

第二件事，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一定要明確，政府應是生態的代言人、環境的代言人。現在我們有些政府領導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抓生產、抓發展上了，這沒有錯。但我認為，許多有關發展的事情可以交給市場去做，政府要把注意力集中放在宏觀調控上，放在生態和環境保護上。作為政府來講，當全社會都在一味搞開發的時候，政府要對國家的長遠發展和未來負責，要代表生態說話，代表環境說話。現在當全社會都想大干快上、一味搞開發的時候，生態問題與環境問題就變得十分嚴峻。我要求我們流域機構首先要把好關，代表生態與環境說話，爭當河流與生態的代言人。現在看來，維護河流健康生命，各級政府同樣要負起責任。在發展和生態問題上，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么呢？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按照“五個統籌”的發展戰略，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同時，政府要做生態代言人，要做環境代言人，大力推動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作者簡介：國家水利部部長。 江蘇溧陽人，研究生學歷，高級工程師。１９５９年后在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水工專業學習。１９６８年清華大學水利系研究生畢業。１９６８年４月參加工作，１９６５年４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８７年后任水利電力部水利水電建設局局長、中共水利電力部水利水電建設局黨組書記。１９８８年后任能源部水電開發司司長。１９９３年４月至１９９８年３月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中共電力工業部黨組成員。１９９５年任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成員。１９９７年１月國務院任命為國家電力總公司副總經理，中共國家電力公司黨組成員，１９９８年后任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中共國家電力公司黨組成員。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任水利部部長。１９９９年４月兼任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副總指揮。２００３年３月連任水利部部長。是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