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1世紀初期，中國對非能源外交方式取得了顯著成效,形成了四種各具特色的能源合作方式：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以投資換能源、能源共同體、市場投資。這四種能源合作方式相互轉化，資源國政權掌控力越強，社會成熟化程度越高，該國的能源項目商業化程度越高。在四種能源合作方式中，雙方政府都起到牽頭、主導、最終決策的作用。決定中非能源合作方式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資源國政府的掌控能力，該原因包含三個構成要素，即對資源國政權的控制力、管理能源的能力以及政策制定的能力。任何要素的變化均會導致中國政府調整對非能源合作的方式及策略。

20世紀末,中國國內油田產量逐漸無法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自1993年起，中國變為石油凈進口國，從海外進口石油的數量逐年攀升。在中國眾多的石油進口來源地區中,非洲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和非洲國家圍繞能源合作進了深入探索。21世紀初，中非形成了很多能源合作的成功范例，但這些案例尚未得到系統的總結。為促進中非能源合作的進一步發展,有必要對1997—2017年中非的能源合作實踐進行抽象、提煉，概括出具有推廣價值的方式。本文根據中國與非洲國家開展的能源合作歸納出四種具有代表性的能源合作方式，對這四種能源合作方式的參與角色、成因、路徑及風險進行全面剖析。

一、21世紀初期中非能源合作的四種方式

在21世紀中非能源外交實踐中，可根據非洲資源國政權的掌控能力、中國政府的參與程度以及能源投資的商業化程度這三個變量，提煉出以下四種合作方式：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以投資換能源、能源共同體以及市場投資。這四種能源合作方式各有特色，適應中國與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時期、不同的非洲國家之間的能源合作需要，同時還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以資源國政府的掌控力決定中國政府的參與程度和企業投資的商業化程度。在具體的能源外交實踐中，中國以參與國及各參與角色之間的平等互惠關系為基礎，根據合作需要實施不同的合作方式。如表1所示

(一)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方式。

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指中國與受西方制裁的非洲國家開展的能源合作，政府提供具有援助性質的優惠貸款，幫助非洲資源國建立勘探、開發、煉化等上下游一體化的能源工業體系。此方式的參與角色包括雙方政府、銀行、企業及保險公司等。其中，兩國政府在此方式的運行中發揮主要作用，雙方經協商簽訂合作協議，并合理運用政治、經濟及安保等手段保證此方式的順利實施。銀行受國家政策的引導，對此方式提供資金保證，為參與此方式的企業提供一定程度的優惠貸款，對資金流動情況進行監管，協助政府促進此方式的順利實施。參與國家援助框架下的企業執行兩國政府達成的能源合作協議，同時獲取企業的商業利潤。保險公司對企業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耗費的材料進行再保險，降低貨物損失帶來的潛在投資風險。

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方式路徑如下：政府簽訂合作協議—經濟援助配套支持—企業執行協議方案—銀行提供優惠貸款。具體實施過程為在兩國政府達成合作意向及框架協議后，能源企業進入非洲資源國實施合作方案。在此過程中，中國進出口銀行作為國有政策性銀行為企業提供了利率很低的優惠貸款。參與此方式的中國能源企業，可借此機會擴展業務，轉移國內過剩產能，獲取經濟利潤。如學者陳沫認為：“以較低的價格獲取國際石油資源成為推動中國企業在國際石油上游領域積極參加并購的重要動力。”

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方式有利于中國能源企業在資源國進行長線投資。對中國企業而言，在履行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時，也需要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因為中國能源企業進入海外時間較晚，與國外能源公司相比競爭力不強，而建立一體化的石油工業體系投資較大，回報周期長，因此需要國家的政策和資金支持。推行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能有效促進合作雙方的經貿發展，是互利共贏的典范。這對于維護中國能源安全、中國企業“走出去”、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中國同蘇丹的能源合作是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的典范。兩國通過國家行為為雙方經貿合作提供政治保障，中國、蘇丹均獲得巨大收益。受政局不穩定的影響，蘇丹曾是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然而，經過與中國成功的能源合作，蘇丹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國家工業體系建設更加完整，現已建立起覆蓋勘探開發、石油儲運、煉油化工、產品銷售一體化的現代石油工業體系，并且成為一個工業化迅猛發展的國家。而中國也從同蘇丹的能源合作中獲益良多，中國政府成功拓展了能源供給渠道，減輕了對中東地區的能源依賴，優化了能源進口結構。中國能源企業也因此轉移了國內過剩產能，獲取了相應的經濟利潤。中國企業還因此積累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寶貴經驗，擴大了中國石油企業在非洲能源界的影響。

(二)以投資換能源方式。

以投資換能源方式指合作的雙方政府在簽訂框架性協議后，依托機制化的管理方式，非洲資源國以本國擁有的能源作為資金質押物，中國企業幫助非洲資源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該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為其經濟發展提供必要支持。此方式的參與角色包括兩國政府、銀行、能源企業、建筑企業及保險公司等。其中，兩國政府在達成意向性協議后，不再參與以投資換能源方式的具體運作，在此方式的后期運作中為參與企業提供相關政策建議。政策性銀行在此方式中處于樞紐位置，組織設計并保證以投資換能源方式的順利運轉。為支持中國企業參與非洲建設，實現國家能源戰略目標，中國政府的政策性銀行通常會為參與非洲建設的企業提供低于商業貸款3%的優惠貸款。建筑企業承擔非洲資源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非洲資源國則以本國能源作為質押物沖抵建筑企業的建設費用。保險公司對企業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耗費的材料進行再保險，降低貨物損失帶來的潛在投資風險。在以投資換能源方式中，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則為參與資源國建設的中國企業提供資金和設備保險，以避免投資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和損失。

以投資換能源方式遵循“政府支持—建設企業參與資源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政策性銀行提供優惠貸款—資源國政府以能源質押—能源企業取得能源”的路徑。以投資換能源方式依托機制化運作，形成兩國政府、政策性銀行、參與企業互動的循環過程。具體如圖1所示。

此方式的主要特點是在國家的牽頭引導下，依托政策性銀行，以機制化運作的方式完成此方式的實際運行。在國家簽訂雙邊貿易協定后，非洲資源國以本國擁有的能源作為質押物,沖抵合作對象為其進行國內建設的費用。平等互利、共同的合作需求是此方式成功的根本原因,良好的國家間關系是此方式順利運行的政治保障。動態調整是此方式維持運轉的關鍵因素。在以投資換能源方式的運行中，雙方政府、銀行、企業均會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完善合作方式，以更好地適應兩國不斷變化的發展需要。

以投資換能源方式存在與合作雙方的需求不匹配的問題。此方式設計的運行流程需符合雙方的需要,能否及時為參與企業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都是關系此方式順利運轉的關鍵因素。其中，政策性銀行是此方式順利運行的樞紐，通過專業機構進行日常管理，依托產能發展基金、南南發展基金等為中國企業發放優惠貸款。以投資換能源方式設計的初衷是減少政府的干預程度，給企業釋放更大的自主權，以激發企業的能動性，更好地實現中非能源外交發展戰略。然而，如果此方式不能及時調整以適應合作雙方不斷變化的發展需要，無法提供最適合企業的融資方式，反而會阻礙企業在非洲的投資，導致以投資換能源方式無法發揮出應有的價值，對合作雙方的長遠發展不利。

中國與安哥拉的能源合作是以投資換能源方式的典型案例。2002年,安哥拉結束持續30年的內戰后，戰后重建、發展經濟成為多斯桑托斯政府的首要目標。當時的安哥拉政府視西方國家的能源公司為首選合作伙伴。然而，西方能源公司并未表現出足夠的合作誠意，在談判時，西方不僅提出了很多附加條款，還不愿幫助安哥拉政府發展本國工業體系。西方國家的態度使安哥拉人意識到需要另外尋找更合適的合作伙伴。中國在此時表現出了極大的合作誠意，不僅愿為兩國的能源合作提供較為優惠的貸款利率，還承諾幫助安哥拉完成戰后重建，并滿足安哥拉政府提出的解決國內就業、提升本國人員素質等具體要求。中國與安哥拉的能源合作得以實現，兩國自此開展大規模的以基礎設施換石油的能源合作，并取得巨大成功。在兩國合作的第一階段，由于雙方合作意愿均很強烈，中國迅速幫助安哥拉完成了戰后重建的任務，安哥拉也為中國能源企業提供了較為優惠的合作條件，使中國企業獲利頗豐。然而，隨著安哥拉戰后重建工作接近尾聲，國內基礎設施建設需求接近飽和，特別是近幾年隨著國際油價的攀升，安哥拉在中國—安哥拉能源談判中的話語權不斷提高，不愿繼續執行之前達成的合作協議，愿意給中國企業的油田區塊、征收的稅率以及管理費上的優惠大幅減少，導致中國企業在安哥拉投資的回報率直線下跌。未來，中國與安哥拉的能源合作如何深入發展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三)能源共同體方式。

能源共同體方式指能源公司為提高效益，分散投資風險，形成技術互補，幾個國家的能源公司組成聯合作業體協同投資，或以參股合作的形式共同參與非洲國家的油氣投資開發。此方式的行為主體為非洲資源國，參與角色包括各國能源公司、保險公司及政策性銀行。非洲資源國作為行為主體根據本國的發展需要，制定相應的招商引資政策，為優化資源配置、技術互補，非洲資源國通過政策鼓勵不同能源公司成立合資公司。各國能源公司作為主要參與角色，一方面為獲得商業利潤，完成本國既定能源外交目標;另一方面為分散投資風險，獲取資源國的政策便利，愿意組建合資公司或聯合作業體，共同開發非洲能源。保險公司對企業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耗費的材料進行再保險，降低貨物損失帶來的潛在投資風險。

能源共同體方式遵循“政府批準—公開競標—組建聯合投資公司/聯合作業體—共同實施”的路徑。在合作雙方政府同意的前提下，能源公司以公開競標的方式參與競爭，按出資比例持股，并在資源國組建聯合能源公司，共同對資源國的能源進行勘探、開發、建設。

推行能源共同體方式能完成中國能源外交的中長期戰略目標。首先，由于化石能源無法滿足世界主要經濟體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中國同其他國家在能源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非洲能源市場，中國與印度、美國、西歐等國家的能源公司頻頻發生貿易摩擦。這種摩擦甚至對中國企業在非洲的生產經營活動造成極大干擾。推行能源共同體方式可以破解上述困境。通過邀請有意愿在非洲開展能源投資的國家一道組成聯合作業體或聯合投資公司，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能源合作新形式。能源共同體方式可扭轉中國在非洲能源領域面對的惡性競爭態勢，引導競爭進入良性軌道。其次，能源共同體方式可有效形成技術互補，優化資源配置。目前，很多非洲資源國尚不具備對本國深海油氣田的開采能力。中國石油公司也無法獨立完成對深海油氣田的開發。但通過尋找其他國家能源公司作為技術合作伙伴，形成技術互補，組成能源共同體便可共同開發非洲資源國的深海油氣資源。

能源共同體方式面臨投資效率低下等問題。雖然能源共同體方式可以通過與其他能源公司的合作分散投資風險，減輕域外大國與中國在非洲的能源惡性競爭，但聯合作業體在能源建設和實施過程中，難免存在生產經營重大決策不一致的問題，合作方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統一各參股公司的意見，極易造成工期的延誤，使項目無法按期完成計劃進度。此外，由于文化的差異、管理方式的不同，能源共同體方式還面臨管理混亂等問題。中國同尼日利亞的能源合作曾使用此種方式，2004年中石油與尼日利亞石油發展公司以及意大利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尼日利亞阿吉普石油公司簽署合作開發奧科諾和奧克波霍油田的協議，實施效果良好。

(四)市場投資方式。

市場投資方式指在獲得本國政府允許后，能源企業進入資源國進行商業投資，遵循市場規范，完成商業投資，并獲取相應利潤。2010年后，市場投資方式在中非能源合作中得到廣泛應用。商業化、規范化是市場投資方式的突出特征。市場投資方式下的行為主體是兩國的企業，參與角色包括政府及保險公司等。雖然參與市場投資方式的行為主體是兩國的能源公司，但此方式不屬于純粹的商業行為。政府對本國能源企業的投資擁有最終決定權，一旦政府否決了企業的投資申請，能源企業無法擅自行動。所有能源企業在招投標前需撰寫可行性分析報告，并根據項目標的及投資規模，報不同層級的國家機構審議。鑒于能源的特殊性，商業利益必須服從于國家的整體戰略，符合國家的總體戰略目標。保險公司對企業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耗費的材料進行再保險，降低貨物損失帶來的潛在投資風險。

市場投資方式遵循“政府批準—企業競標—資源國政府批準—商業合作達成”的路徑。與其他三種能源外交方式相比，市場投資方式的實施路徑較為簡單，企業在分別獲得所在國及資源國政府批準后，可遵循市場規律開展商業投資。

市場投資方式與資源國政權的穩定程度息息相關。一旦非洲資源國出現政權更迭，中非之間良好的政治關系可能受到沖擊和影響，這對市場投資方式的開展不利。中國需要與非洲資源國建立良好的政治關系，促進市場投資方式的順利推進，為中國能源企業營造良好氛圍。非洲此類資源國政權多有社會不穩定因素，一旦政治斗爭帶來政權更迭，就有可能對之前政府簽署的能源協議帶來變化，不利于中非能源外交戰略共同目標的實現。

產品分成合同作為市場投資方式中的主要合作類型，幫助中國成功與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以及安哥拉等開展能源合作，中國企業得以成功進入上述資源國能源市場，優化了中國能源進口結構，豐富了能源進口來源。中國和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后，率先通過高層互訪的方式建立了良好政治關系，有助于中國企業進入非洲資源國市場，獲得一定份額的石油權益，購買原油，分散建立上下游、煉化一體化項目的投資風險，降低企業的中標難度。

二、四種方式間轉換的特點及緣由

在對1997—2017年中非能源外交進行樣本分析后，筆者提煉出上述四種能源外交方式。這四種能源外交方式出現的時間各異，1996年，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外交方式率先被應用于中國—蘇丹的能源合作中;以投資換能源方式在21世紀初中國—安哥拉的能源合作中獲得巨大成功;能源共同體方式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與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外交方式相伴出現，用于分散中國企業在蘇丹的投資風險;并在之后的20年間，被多次運用于中非能源外交中。市場投資方式雖然出現最晚，但在2010年后獲得廣泛應用，在中國與安哥拉、摩洛哥、南非等國的能源合作中發揮獨特作用。

為什么在21世紀初期的中非能源外交實踐中會出現四種各具特色的能源外交方式?它們分別具有什么特點和關聯?

(一)四種方式間的轉換特點。

通過總結21世紀初中非四種常規能源外交方式，可以認為21世紀中非能源合作方式中，能源項目的商業化程度與非洲資源國政權的掌控力相關。資源國政權掌控力越強，社會成熟化程度越高，該國的能源項目商業化程度越高。資源國政府只有政權穩定，才有足夠的實力保障國家的社會穩定、維護政權的合法統治，才能進行國民經濟建設，制定合理的政策法規吸引外資,建設本國能源工業體系。通過上文對21世紀中非能源合作方式的總結，可歸納出以下規律：通常采用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方式的非洲資源國政權穩定程度最低，能源項目的商業化程度最弱，例如蘇丹;采用以投資換能源方式的非洲資源國穩定程度仍然較低，能源項目的商業化程度較弱，例如安哥拉;采用能源共同體方式的非洲資源國穩定程度較高，項目商業化程度較高;采用市場投資方式的非洲資源國最為穩定，能源項目的商業化程度最高。具體關系如圖2所示。

資源國政權的穩定程度與中國政府參與方式及程度反向相關。在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中，中國政府的參與程度最高，資源國政權掌控力越弱;以投資換能源方式中，中國政府參與程度較高，資源國政府穩定程度較弱;能源共同體方式中,中國政府參與程度較低,資源國政府穩定程度較強;市場投資方式中，中國政府參與程度最低，資源國政府穩定程度最強。具體關系如圖3所示。

21世紀初四種中非能源合作方式各具特點,符合中國同不同非洲國家、不同時期能源外交的戰略需要，有助于完成能源外交的戰略目標。四種能源外交方式的相同點是兩國政府都起到牽頭、主導、最終決策的作用。無論是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方式，還是以投資換能源方式、能源共同體方式及市場投資方式，參與合作的國家政府都在能源合作的過程中發揮無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

不同的能源外交方式適合不同非洲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政府參與程度高的能源外交方式適合社會不穩定的非洲國家，商業化程度高的能源外交方式則適合社會較為穩定、市場投資環境較為成熟的非洲國家。四種不同的能源外交方式是根據中國和資源國不同的特點設計而成，均成功完成了既定的能源外交目標。

在本文闡釋的中非能源合作方式中，能源的取得方式決定能源外交方式形成的路徑。依靠國家提供政治、經濟等配套援助，參與國家援助框架下的能源合作的企業得以順利取得能源。在以投資換能源方式中，憑借中國政府、政策性銀行、建筑企業的密切配合，通過為非洲資源國提供大宗投資的方式，中國能源企業換取能源。資本運作是參與能源共同體方式的企業取得能源的方式。參與市場投資方式的企業以現金購買能源。這四種方式取得能源的方式如表2所示。

(二)21世紀初期中非能源合作方式變化的原因。

為什么在21世紀初期中非能源合作中會出現四種相互聯系又互不相同的方式?影響中國調整對非能源外交戰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本文認為決定能源合作方式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資源國政府的掌控能力，該原因包含三個構成要素：對資源國政權的控制力、管理能源的能力以及政策制定的能力。任何要素的變化均會導致中國政府調整對非能源合作的方式及策略。

首先，資源國政權的控制力會影響中國政府參與中非能源外交的方式,資源國政權的控制力與中國政府參與中非能源外交的方式及程度存在直接聯系。資源國政權控制力較低，社會不夠穩定，中國政府的參與程度會加深,參與范圍會擴展。控制力不足的非洲國家沒有足夠的能力應付此起彼伏的武裝沖突，亦缺乏足夠的資金和技術發展本國的能源工業體系。因此，需要中國政府通過政治、經濟、安保等手段保障本國的社會穩定，保證中國企業在資源國的能源投資可以收回成本，獲得預期利潤。而隨著資源國政權的控制力增強，社會更加穩定，中國政府的參與程度也會相應降低，當本國政府能保障國內安全，中方給予的安全保障手段將最先退出，政治、經濟等支持形式都會有所改變，國家將更多的能源生產經營主動權交于兩國企業，能源合作逐漸按照市場規律運行。

其次，中國政府會根據非洲資源國管理能源的能力采取不同的能源外交方式。這是因為對能源的投資與普通商業投資不同，不僅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還具有投資規模大、前提投入高、資金回籠周期長等特點。資源國管理本國能源的能力關系到外國的能源投資是否可以獲得預期收益。與資源管理能力較弱的國家開展能源外交及能源合作，需要中國政府選擇政府參與程度較高的能源外交方式。因為資源管理能力較弱的非洲政府需要獲得中國政府的各方面支持，此類資源國尚未合理、有效的管理本國的資源，將能源轉化為本國的生產力。中國政府需要協助資源國政府有效管理當地能源、開發生產、保證其能源可以發揮價值，使中國的投資獲得預期收益，使資源國將能源轉化為生產力。而隨著資源國政府管理本國資源能力的提高，資源國具有將能源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和手段，甚至具備足夠能力建立起本國獨立的能源工業生產體系，中國政府會因此調整、選擇更符合雙方需要的能源合作方式。

最后，資源國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決定中國企業的投資方式和熱情。資源國的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利于執行，是否能切實起到吸引外資的目的，都是衡量資源國政府政策制定能力的檢驗標準。如果非洲資源國的經濟制度發展不完備、商業競爭受限制、政府掌控力不足、基礎設施建設不足,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投資和貿易成本將非常高昂。非洲資源國的政策制定能力還體現在一項政策在出臺過程中，政府是否進行充分調研，廣泛征求各方的看法，政策是否具有科學依據。只有非洲資源國具備足夠的政策制定能力，才能吸引外國能源企業前往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