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問題不僅是中國能源政策的一個制約因素，也正成為其三個重要方面之一。這三個方面是能源安全，環境和氣候。三者之間互為相關，彼此支持，共同維持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自2012年年底，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國之一。隨著其經濟地位的大幅提升，中國已成為世界的焦點，在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同時更加強烈地感受到國民對環境安全的渴求。

在“十一五”期末，中國能源產業得到了實質性的發展。一次能源總產量從2005年的21.6億噸標準煤增加到29.7億噸標準煤，能源自給率達到了91%。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例從2005年的7.4%增加到2010年的9.4%，非化石燃料能源由6.8%增加到8.6%。中國與中亞、俄羅斯、中東、非洲、南美以及亞太地區開展海外油氣合作，海外股權石油生產逐漸增加。能源強度下降了19.1%。

至于煤炭產業，中國面臨的難題是煤田往往位于離消費區域較遠的位置。交通是能源安全的一個巨大挑戰。中國也已開始從東南亞進口煤炭，并從澳大利亞大量進口，加強了海外合作。因此，中國已更加依賴海外煤炭。就供電行業而言，電力投資額已達到1.2萬億元，且完成了從山西經河南到湖北653.8千米的特高壓電網模型建設。然而其安全性、經濟價值、技術障礙以及可靠性有待進一步檢測。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原油依靠海外供給率已占近60%。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中期石油儲備二期工程結束后，目前的石油儲備能力已經增加到2860萬立方米。由此而來的石油儲備雖然增加到了近40天，仍然離國際能源署提出的90天的安全標準線相差甚遠。中國于2006年開始進口天然氣，于2007年變成天然氣凈進口國。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和以市場為導向的能源產業刺激中國開拓天然氣的進口（包括液化氣）和減少煤的使用。對天然氣進口的日益依賴已引起國內煤炭產業以及那些倡導核能和頁巖氣持續發展以此來減少對海外天然氣的依賴的人的關注。

各國的經濟狀況、能源產業發展程度、能源利用方式有所不同，文化及歷史背景多樣豐富，生活和生產環境、外交策略及政治經濟體制又各具特色，因此多種能源文化并存于世。中國對一些關鍵術語及概念擁有特殊解釋，如能源安全、能源效率、能源法、能源獨立性、能源進口依賴度、能源外交政策、國有企業、國際能源合作、能源短缺等，這些都充分展現了中國的特色能源文化。

1993年至2011年期間，中國能源結構的實質沒有改變，國內綠色能源的總產量無明顯提高，其中石油和天然氣的供給安全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十二五”期間出臺的能源政策有望解決這一問題。“十二五”期間，低油氣價格、能源結構的優化、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NRE）使用比例的增加短期內緩解了能源供給的安全問題，但就長期而言，中國仍有待一場真正的能源革命。

中國的能效變化具有地區差異，碳排放量亦是如此。能效的提高確實有利于環境的改善。中國政府在發電方面實施了四條政策。第一，電廠減少燃煤發電，提高天然氣使用率；這會帶來石油消耗的持續下降，刺激其他燃料的需求。這一趨勢在中國的中、東、南部尤為明顯，北部卻收效甚微。第二，倡導電廠采用節能減排技術，如煙氣脫硫等。第三，鼓勵建設60萬千瓦以上規模電廠代替小型低效電站。第四，制定激勵措施，如碳排放稅。能效的提高和能源結構的優化有效降低了碳排放量，這一比例從2004年的10.7%下降到2010年的10.41%。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交通部門的貢獻度最高，各類交通運輸（海運、空運、陸運、鐵運）的有關當局出臺了多項法律以提高能效，減少排放；東部比中、西部人口稠密，所以東部成效較小，西部交通基礎設施又欠發達，因而中部的實施效果最佳。

能效的整體改善主要體現在發電行業上，采礦、化工、鋼鐵、非金屬產業能效提升較小。“十二五”期間，中國計劃較2010年實現二氧化硫減排8%，一氧化氮減排10%和碳強度下降17%的目標。各行業能耗中，交通部門的減排潛力最大。官方數據表明這些減排目標超額完成：二氧化硫減排18.0%，一氧化氮減排18.6%，碳強度下降了20%①。

中國政府計劃未來能源發展分三個階段。到2030年，能源消耗主要來源于化石燃料，其次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越來越接近化石燃料能耗。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消耗持平，各占能源消耗總量的一半。2050年之后，能源消耗主要來自可再生能源，其次是化石能源。中國政府要完成這一宏偉計劃，關鍵要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提倡使用清潔能源。

中國在能源發展方面多年來一直面臨三個主要矛盾：可持續能源需求同人均能源嚴重不足之間的矛盾，煤炭導向型能源結構同低碳發展之間的長期矛盾，以及化石燃料高能源強度同生態環境高要求之間的矛盾。“十二五”規劃是中國政府調整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時期。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指出，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轉型過程中，這些矛盾會更加突出。

中國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印發，規劃明確指出能源發展的主要目標和首要任務是使用清潔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計劃到2015年，單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16%，能源消耗總量40億噸標準煤，其中國內生產36.6億噸標準煤。計劃總用電量6.15萬億千瓦時，能源利用效率提高38%。非化石燃料占一次能源消耗比重增加到11.4%，天然氣占到7.5%。碳排放量比2005年減少17%，污染物排放減少10%。

2015年中國實現可再生能源生產大幅提高并不容易，因為中國大部分可再生能源都用于發電。其結果就是，可再生能源生產提高11.4%，可替代能源生產如核能、風能、生物質能、太陽能就需要提高200%。完成單位GDP能耗下降16%這一計劃，不但要求地方政府有效貫徹落實中央政策，還需要GDP增長維持在8%左右。在不久的將來，中國能源結構依然以煤為主，大約占中國能源結構份額的一半。能源政策帶來的環境效益取決于政策的實施。然而有報道稱，2015年中國的太陽能和風能發電容量分別提高了74%和34%①。

中國的石油及天然氣長期以來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中國在1993年及1996年先后成為成品油及原油的凈進口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企業就響應“走出去”戰略，并積極打造了一項具有前瞻性的全球計劃，以滿足中央政府圍繞“充分利用好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所規定的各項要求。目前，已有超過100個石油及天然氣國際合作項目在33個國家間開展，并大致分為了五大國際石油及天然氣合作區域。一個關于石油、液化天然氣、天然氣、煤和鈾的進出口貿易體制已初步形成，并以油輪運輸為主，管道及鐵路運輸為輔。國際市場有多種業績指標，其中包括了現貨、期貨及長期采購協議。中國的國有能源企業已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對外能源政策的制定經歷了若干根本性的轉變，這些轉變在政府頒布的官方能源安全政策中有跡可循。同時，我們從能源企業的經濟活動及其國際合作的參與中也可看出種種變化。能源安全方面的觀念轉變引發了多方位的能源合作。這使得中國的能源企業在對外能源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摒棄了“政府打頭陣，企業隨后跟”的形式套路。

中國實行積極的對外能源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其能源安全，并履行了保護全球能源安全的責任并緩解了部分地緣政治沖突，而這一切都帶來了積極影響。然而，隨著“走出去”戰略逐步實施，中國面臨著更多風險。這可能會使正常的雙邊關系被貼上“能源”標簽，進一步強化他國關于“中國掠奪資源”的猜測，對雙邊外交關系造成消極影響。在參與國際能源合作20年后，中國首次正視了其在國際能源秩序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并在此基礎上對其對外能源政策進行了重新定位。

鑒于石油、天然氣及國家安全等多方面的考慮，中國在其對外能源政策上將繼續實行全球能源政策，堅持重視與中亞及俄羅斯的雙邊關系，加大中東地區投資，加強中非合作，推動南美發展以及鞏固亞太地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