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G20杭州峰會，提出已有3年的“一帶一路”再次成為“熱詞”。作為中國提出的旨在推進全球經濟發展的宏偉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沿線至今已有60多個國家，涵蓋約44億人口，不僅將影響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也對沿線國家的能源、資源、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在G20期間，中美兩國同步批準巴黎協定，中國如何提升“綠色領導力”順理成章的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11月1日-2日在京舉辦的“第三屆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能源轉型國際研討會”上，如何通過能源轉型控制煤炭消費總量、在“一帶一路”的世界經濟發展戰略中提升中國綠色領導力作為會議主題，被廣泛的交流和討論。此次會議由中國節能協會與“中國煤控項目”課題組主辦，英國兒童投資基金會（CIFF）、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能源基金會（EF）和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協辦，中國能源網和北京能源俱樂部支持，邀請國內外相關的政府部門、研究機構、行業協會、相關企業、NGO和媒體等代表共同探討，為中國能源的轉型發展建言獻策。

可行的“控煤”目標

巴黎協議的核心內容是控制氣候變化不超過2℃，中國節能協會理事長江億表示，按照這個規劃，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不超過150億噸，這是一個嚴重的挑戰。江億認為，我們國家目前碳排放總量已超過每年100億噸，而按照全世界碳排放總量不超過150億噸，我們到2050年可以得到的碳排放額度最多35億噸，所以離2050年只有33年零2個月的時間，使我們國家碳排放總量下降2/3，這是一個嚴重的挑戰。

2016年1月，“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和政策研究”課題組發布的《中國“十三五”煤炭消費總量控制規劃研究報告（2016-2020）》指出，煤炭消費總量控制規劃的目的在于嚴守國家、地區和部門生態環境資源（空氣、水、土地、氣候變化等）約束紅線的前提下，制定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目標。按照報告的方案，煤控目標設定方案同時采用宏觀經濟的自上而下的模型、區域差異化的自下而上的模型和技術特點鮮明的部門模型。“煤控”的具體途徑，來自于減量化、清潔化和替代化。

通過煤控規劃，2020年煤炭消費總量在總能耗的占比從2015年的64%下降到55%以下，高效低成本地達到改善生態環境、保護公眾健康、節約資源和實現氣候變化2%溫控等多重目標。自然資源保護協會首席顧問楊富強介紹，在這種情況下，總能耗達到46億噸，按照“十三五”國家規劃，2020年整個能耗是50億噸，我們認為可能會達到46億噸。在這種情況下，減煤可以達到3億噸標煤，其中結構減煤、高效利用即減量化占72%，清潔化占10%，替代化占17%。隨著煤控的繼續加強以及非化石能源的增加，到2030年減量化還可以占50%，替代化占40%，清潔化基本保持不動。

不過，煤炭消費的控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和障礙。首先是散煤治理，楊富強認為，散煤治理是煤控的關鍵問題，當前，散煤治理面臨著量大面廣、底數不清，技術規范和標準體系不健全，劣質煤監管不嚴等諸多問題。其次是短期內高耗能行業面臨的結構性失業、金融風險突出以及地方財政收入下降等社會影響和壓力。

煤價回升之思

近期煤炭價格的上漲引來業內的諸多想象，過去兩個月內煤炭價格上漲超過了40%。10月26日，作為煤市風向標的環渤海動力煤價繼續刷新年內最高紀錄，且連漲17周。10月25日，國家發改委針對目前局部地區煤炭供應緊張狀況提出：已經獲批的先進產能礦井要盡快釋放產量，希望各家煤炭集團在適當釋放產量保供的情況下穩定價格。

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表示，面對煤炭價格的上漲，很多人懷疑“控煤”是不是“控”多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是對市場變化預計不足？事實上，去年股市也出現過大的波動，當時也有人說五千點都不算高，一萬點也還可能，結果很多人就把自己錢投進去了，沒想到，沒用兩個月掉了回來。前一段時間房市的價格也跳的很高，到底是不是真正出現了房屋短缺呢？現在看來也并不是這么個問題。

周大地認為，在我國金融流動性過高的條件下，有很多表面的現象，并不一定反映實際的市場需求，我們現在不是真正的煤炭短缺。所謂煤炭消費量的增長，實際上是季節性的影響，比如冬季，肯定要多燒幾億噸煤來采暖，這個現象年年都是如此。煤炭實際消費的真正驅動力是不足的，而且從各地為應對霧霾、減少煤炭消費而采取的行動來看，煤炭還是繼續會下降。

煤控的社會壓力何解？

楊富強在解讀煤控規劃時指出，雖然煤控在整體上可以促進中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相關部門生產效率的提升，但在短期內，高耗能行業會面臨結構性失業。楊富強表示，到2020年，煤炭行業整體就業規模將減少100萬，對煤炭、鋼鐵等高耗能行業的就業有顯著影響，而分流安置等方式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低端勞動力再就業難。

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王苒通過調研發現，將煤控帶來的就業損失與通過控煤帶來的新興產業就業增長相比，煤控從總體上講對就業數量影響其實不大，甚至對就業增長帶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當中下崗和再就業問題還是非常嚴峻的：首先就業的增加和就業的減少在時間上不同步，2016年3月份國務院出臺意見，計劃在未來三到五年當中，將煤炭行業產能減少5億噸，這樣一個減少直接影響就業大概為100萬左右，與之相對應的新的產業尤其綠色產業帶來的就業增長反而是一個緩慢的、長期的過程；其次，煤控帶來的就業損失和就業增長在地域上存在很大的差異，煤礦關停之后，很多工人是不愿意離開當地的，很多地區存在著一家人當中煤礦工人是最主要的勞動力，他們不愿意離開當地，故土難離的情結非常明顯；此外，很多的煤礦工人不愿意離開他本來的行業，我們把這個叫做“行業粘性”，一方面因為煤礦工人技能相對單一，換一個行業難度很大，同時他們對行業榮譽感很強。

王苒認為，立足煤礦行業，綜合以上三點，“煤控”在大的環境下帶來的就業問題非常值得關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做一些工作。現在政府已經出臺了很多對應的安置措施，但是安置是一個方面，對于工人來講，年輕的煤礦工人是不愁安置的，但年輕礦工非常少，相反50歲以上礦工占了60%，這些人今后去哪的問題，才是更值得考慮的問題。除了對于他們進行經濟補償外，我們還要考慮到基于這些老的煤炭基地為國家做過的貢獻，是不是應該從國家層面或者地方政府層面，去設立就業基金，或者做就業指導，鼓勵他們培養新的技能，讓他們有其他方式重新加入到新的就業行業當中去，幫助他們完成就業過渡，這也是重要的一個方面。

碳市場與綠色金融

碳市場建設和綠色信貸是促進我國能源轉型和“煤控”的兩種重要的舉措。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將于明年啟動，2011年碳市場啟動以來在7個地區進行了廣泛的試點，比較系統地實踐了碳市場這種機制。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蔣兆理表示，碳排放權交易是我們減碳政策、控制煤炭消費政策的一個主線。

根據蔣兆理的介紹，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明年啟動之后，首先，它將八大行業納入了碳排放權交易的范圍，作為競爭性、高資源消耗、高排放的行業，化工是最重要的領域，是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所管理的一個對象。除此之外，建材、鋼鐵、有色金屬、造紙、電力、民航都將被首批納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未來的碳市場，是一個循序漸進、不斷完善的一個體系，從八大行業配額分配預估來看，它占排放量50億噸，約為全國全口徑排放的50%，已經是全球第一的市場規模。碳市場一定要遵循循序漸進，逐步加大力度的方式，通過控制供給方和需求方的均衡來實現價格引導，最終讓碳市場為控煤發揮積極的作用。

綠色金融是有控煤的有力手段，為支持去產能，金融機構嚴控煤炭信貸規模。根據課題研究，以山西為例，2016年第一季度，樣本煤炭企業貸款余額476億元，同比減少6.2%，占金融機構貸款總額下降1.6%，助力煤炭去產能。值得注意的是，從今年年初至7月中旬，我國發行的綠色債券已經達到750億元人民幣，占全球同期綠色債券發行量的33%，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

氣候債券倡議組織總裁Sean Kidney表示，綠色信貸對促進中國工業和能源轉型具有重要意義。今年9月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首次將綠色金融納入議程。此前，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通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鼓勵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到綠色產業中，培養新型綠色經濟增長點。

“一帶一路”提升中國綠色領導力

2015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超過150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參與，達成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了減貧、消除饑餓、促進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教育公平、實現性別平等、實現人人享有負擔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續的現代能源、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重振可持續發展全球伙伴關系等17項目標。2016年1月1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正式啟動。

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廳高級政策顧問張曉華認為，如何把《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17項目標和“一帶一路”結合起來是需要我們考慮的。除了以國家行動為中心的目標，國際合作在實現可持續發展議程方面更為重要。從2030年議程視角來看，“一帶一路”是對可持續發展議程的一個重要的支撐，“一帶一路”的戰略方向與2030議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是高度一致的。中國新近發布的“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進一步強化了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議程協同的重要性。

楊富強表示，我們綠色發展的總目標主要就是促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實現，以及實施和落實巴黎氣候變化協議，其中包含兩個分目標，一是加強國內綠色能力建設和治理力度，實現中國全面發展目標；二是在“一帶一路”的全球經濟發展布局中，發揮中國綠色領導力。“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倡議，所以中國就要在這個方面發揮出領導力。我國在煤炭領域，已經制定了一套領先的綠色指標，我們的企業走出去的時候，也應該把這些指標帶出去。

楊富強還補充道，我們要在有關國家INDC（國家自主貢獻）的基礎上，建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碳排放基準線，建立能源和產能合作的綠色指標體系，為政府制定政策也為金融機構綠色信貸和產業協會制定自律標準提供參考，研究環保和生態標準以及評價體系，通過“一帶一路”與更多國家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