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赫沖我伸出三個手指頭。
這位陜西省榆林市大柳塔鎮副鎮長面容冷峻地說,“還剩三家。”
劉指的是當地還在經營的民營煤企數量。曾幾何時,在這個不足400平方公里的小鎮,來自全國各地的個體煤礦一度超過了70家。
大柳塔鎮在陜西省地圖上位于最北端,地處世界八大煤田之一,是神府東勝煤田的腹地。在業內,自榆林市一路向北,到內蒙古上灣和鄂爾多斯,這條200多公里的礦脈沿線被稱之為中國的“能源走廊”。
因為地表埋藏的煤炭,在過去的數十年時間里,這個小城曾是這條能源長廊中最為活躍的地方。來自全國各地掘金的人匯聚于此,他們在這里完成了財富積累。
但經歷了幾番沉浮后,煤炭行業進入近年來史無前例的拐點。民營煤企最先受到沖擊,小煤礦被迫關閉,外地掘金者先后離場,僅存的這三家民營煤礦無一不是當地人在經營,產能最低的也在60萬噸/年。
劉赫拿出紙和筆,寫下了其中一家規模最大的煤礦的名字和幕后老板的姓名:烏蘭色太煤礦,喬振杰。
野蠻生長
烏蘭色太,蒙語,“紅色的樹林”之意,烏蘭色太村在神木縣偏北,喬振杰的煤礦也以此為名。
驅車從大柳塔鎮出發,一路向東,汽車駛過一段省級公路后拐進一座山頭,途經的幾個煤礦早已大門緊閉。全程一路暢通用了40分鐘,當地人說,前兩年這一段路程至少需要幾個小時,彼時的山坳里,常年排滿了拉煤的重型卡車。
喬振杰的煤礦年產能150萬噸,固定資產3.8億,僅一套綜采設備就投入了一億多元。旁邊的山坡上,一幢五層辦公樓和員工公寓連成一排,整個礦區的生產環境看上去非常正規。只是,方圓幾公里早已沒有了曾經車水馬龍的景象,這片區域在西北隆冬的寒風中倍顯冷清。
喬振杰的老家在烏蘭色太鄰村,這位土生土長的煤老板沒上過學,早年靠放羊養家糊口。他說,那個年代,山上不長樹,地里不長苗,這里很多人家窮得“連過年都買不起醬油”。
煤礦規模變大,生意場上的應酬也隨之多了起來,喬振杰搖身一變,成了煤礦級別最高的公關員。煤礦規模變大,生意場上的應酬也隨之多了起來,喬振杰搖身一變,成了煤礦級別最高的公關員。
1984年,新華社發出一條電訊:“陜北有煤海,質優易開采。”大柳塔被譽為這片煤海的白菜心,依靠煤,一部分農民洗腳上田告別了曾經的生活。這年,喬振杰19歲。
此后的十年間,國家逐步放開煤炭價格,在喬30歲那年,全國煤炭交易迎來一個小高潮,他開始在別人的小煤窯里干活。起初是下井挖煤,后又開始跑煤炭運輸。
待手里有了點積蓄,喬振杰買了輛摩托車,并開始琢磨起自己買礦的心思。
2001年,正值煤炭行業低谷,喬振杰揣著十幾萬,四處打探。烏蘭色太村的村民聶占寬聞訊找了過來,提供了條線索:陜西金馬集團想把烏蘭色太煤礦賣了。他倆當初一起下過井的小煤窯就在附近,對這片地下煤層的儲藏情況了如指掌,知道挖出來就能掙錢。
兩人一合計,在其他買家壓價時主動加了幾萬。最終以158萬的作價成交。“那個時候煤價不行,(大家)都對煤炭行業不看好。但我畢竟是農民,除了種地只能干這個,好壞隨著時間的推移看。”
當時的煤礦是個爛攤子,粗放的開采方式下,喬振杰和聶占寬既是老板也是礦工,他們和其他幾個工人住在簡陋的平房里,餓了啃饅頭就涼水,醒了就挖煤。2002年,他們挖出3000多噸煤。當時煤價漲到十幾塊,但最后一核算,他們還是賠了幾十萬。
這年春節是喬振杰記憶深刻的一個年關。這年春節是喬振杰記憶深刻的一個年關。
這年春節是喬振杰記憶深刻的一個年關。
“我是煤礦的發起人、法人和實際控制人,煤礦賠了錢,大家都來找我要。過年那天,來了十三四個人,往家里一坐,下午我媽給做好飯,他們連吃帶拿,家里都被掏空,晚上這群人走時,把摩托車也順走了。”喬振杰回憶起多年前的往事,潸然淚下。
2004年下半年,國內煤炭飆升至100元/噸,喬振杰的煤礦年產也穩定在9萬噸左右,發展進入快車道。2007年1月,國家煤炭行業“十一五規劃”出臺,明確提出煤礦要“改小建大”,以整合為主、新建為輔。喬振杰一邊努力擴大產能,一邊與政策賽跑。
然而好日子只過了一年。2008年為迎接奧運,煤礦全部停工整頓,烏蘭色太煤礦只運營了半年。
停工半年的煤礦,政策利劍一直懸在頭頂,喬振杰和老搭檔聶占寬幾近絕望。
2008年冬天,陜西省人民政府發布的《榆林市煤炭資源整合實施方案》得以落實,年產6萬噸及以下的煤礦皆在整合范圍之內。烏蘭色太煤礦逃過一劫。
喬振杰笑了。
不僅如此,這份文件中還寫道:同意神木縣大柳塔鎮烏蘭色太有限責任公司煤礦等54個煤礦進行資源整合。在他們保存下來的文件影印版中,公司名字下方重重地畫了道橫線。
采掘面積從2.3平方公里陡然擴大到8.2平方公里,生產能力從之前的年產9萬噸一躍成為整合后的150萬噸/年,資產從2億飆升至七八億。喬振杰形容這一切,“相當了不得”。
但此時,另外兩個股東要求變現退出,喬和聶再三挽留未果。商量兩三個月,對方堅持折價兌現2.4億撤股。但這一要價比原來整個煤礦的價格還要高,喬振杰和聶占寬根本無法支付,更何況籌建新礦也急需投資。幾輪談判拉鋸,兩人提出分期支付,對方答應并順利退出。
此后,喬振杰變得更有野心,他要將新礦建成“全省響當當的個體大煤礦”。在高校進修過三年經管專業的喬振杰學以致用,決定將公司財務正規化,重金聘請了一名已在政府部門升為副處的數學系高材生任財務總監,隨后又將生產正規化,年薪百萬挖來曾經的顧問當礦長,后者本來即將升為當地最大國企神華神東集團的礦長。
專業人才的加入,讓喬振杰和聶占寬完成了新的角色轉型。聶占寬開始從生產一線退下,轉而負責與當地村委溝通的工作。煤礦規模變大,生意場上的應酬也隨之多了起來,喬振杰搖身一變,成了煤礦級別最高的公關員。
2010年7月17日,烏蘭色太煤炭有限責任公司建礦十周年,新礦投產,200多位客人從四面八方趕來祝賀。當時的一張紀念合影中,喬和聶站在中間一排人中間,目光游離在鏡頭之外,表情看上去既興奮又有些不知所措。
兩個月后,新礦井投產,喬振杰的礦區內運煤車排成一條長龍。錯過兩年時機,煤炭市場已從最高每噸千元的高位回落到每噸四五百左右,但即便如此,他以及他的合伙人還是趕上了煤炭行業“黃金十年”的末班車。
艱難自救
陜西榆林、內蒙古鄂爾多斯、山西朔州,是中國的“煤炭金三角”,中國地圖上這三個城市串成的地域版圖,是能源財富神話誕生的地方。一組公開的數據顯示,2011年,榆林資產過億的富豪在7000人左右,這里被稱為“中國科威特”,鄂爾多斯則是“東方迪拜”。
從與喬振杰一起買下烏蘭色太煤礦起,聶占寬一直是喬的黃金搭檔從與喬振杰一起買下烏蘭色太煤礦起,聶占寬一直是喬的黃金搭檔
也正因于此,“煤老板”這一稱呼在全國范圍內廣為流傳,這一群體的神秘在行業鼎盛時被日漸妖魔化。
2011年到2013年間,煤礦生意的紅火讓喬振杰的財富呈指數級增長。
“這三年最舒心,也最狂妄。”喬振杰說。
手握大把現金的喬振杰逐漸拉長自己的財富鏈條,先后在海南和西安砸下上億真金白銀投資房地產,同時又在別的幾個行業投入1個億,其中包括小額貸款公司。
2012年底,煤炭價格斷崖式下跌,第二年,房地產行業“新國五條”出臺,樓市調控從緊,兩條高空墜落的拋物線,將喬振杰打入了谷底。
關于曾經失敗的過往,喬不愿過多談及。他說,好在自己一直堅守煤炭主業。
十多年間,當地煤炭圈子里風云際會,起高樓、宴賓客、樓塌了的數不勝數。事實上,除了產業風向以及當地政商環境的變化,煤老板還有另一種墜落的方式。
“這個行業風險太高,一個事故,這輩子就折進去了,就像劉家峁煤礦一樣。”聶占寬時刻保持著警惕。他口中的劉家峁煤礦,在隔壁的孫家岔鎮,1月6號上午9時許,這家煤礦發生井下事故,11名礦工遇難,煤礦相關負責人被控制。
很快,神木縣煤炭局下發文件,要求當地部分存在安全隱患煤礦進行停產(停建)整頓,71家煤礦被列入名單。
被控制的劉家峁煤礦老板,喬和聶都認識,他們說:“一個老板,常年待在北京,下面的人當然松懈,出事故是遲早的。”
對于正常生產的煤礦來說,當前的煤炭市場價格已降到100多元/噸,這同樣是壓在他們頭頂的一座大山。
喬振杰說,現在經營煤礦比剛起步時都困難。他算了筆賬:煤礦日產3萬-5萬噸,量小利潤有限,此外,“一天電費就得3萬元,煤礦需要50-60人才能維持正常運轉,如果不經營,光電費、工人工資就沒有著落,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為最大限度提高利潤,喬振杰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他將煤礦的煤從塊煤到米粒煤細分出9種產品,細分市場搶奪客戶,相比而言,在當地獨霸一方的國企神東煤礦的煤炭也不過只有兩種。因為煤質好,喬也自信地說:“只要市場上還需要煤,我們的就能賣出去。”
此外,市場倒逼下,喬振杰還在煤礦推行精細化管理。
“過去煤礦是粗放管理,現在精細化必須到各個層面”。1月5日,喬召集礦上的管理層開會,公布他思考了三個月的計劃。他決定將外包出去的業務全部收回來,最大限度地縮減成本。
他計算這將一年節省5000萬,多少可以讓煤礦走過現在的困境,甚至有點微利。出乎他意料的,對于這個計劃,管理團隊并無異議,煤礦當下艱難的處境大家都深有感受。
然而,更多的因素是他無法改變,甚至無法影響的。
近年煤炭市場一直供大于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煤礦總規模為57億噸;而預計煤炭消費總量39.52億噸。喬認為這是造成煤價不斷下滑的主要原因。
這些年,圈里的朋友越來越少,聶占寬感到孤獨,但他依然會笑對告別這些年,圈里的朋友越來越少,聶占寬感到孤獨,但他依然會笑對告別
喬希望國家能盡快出臺一個限采政策,否則煤礦還是撐不過兩年。但他又悲觀地認為,“推到地方上就亂了,下面根本不會執行。”
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績的慣性,將催生國企煤礦新的產能,現在很多項目仍然超額開采,核定2000萬噸年開采量,最后超標到3000萬噸/年。
“你說光這超額的部分,關多少民營小煤礦才能抵消!”喬振杰說。
2015年,大柳塔鎮最大的國企神華神東煤炭集團公司成立30年,“從1998年開始,煤炭產量每年以千萬噸速度遞增”是其慶典時展示的業績。
國企和民企之間仿佛隔著面玻璃墻。聶占寬說,“神東交的資源費才2毛/噸,我們要2塊/噸;神東只要交國稅,我們除了國稅還要交地稅,這4年來我們光稅就交了5億。”說完,他皺著眉頭沉思片刻,右手一揮,嘆道“沒辦法”。
今年,喬振杰50歲,他的微信昵稱是:千里馬。他在煤炭行業沉浮了近20年,這一次,他覺得自己可能沒有機會再翻盤了。
2015年,喬已經開始尋找退路。他和陜西中煤多次溝通,“他們準備購買我們煤礦,只是眼下沒有那么多錢。”他開出的條件是自己將控股權全部轉讓,但是烏蘭色太煤礦保持經營獨立權,管理層人員不動,他說,“要給弟兄們留條后路。”他的合伙人聶占寬這次仍然選擇和他同進退。
他也有美好的幻想。
“如果現在的問題都能解決,等我70歲那年,烏蘭色太煤礦的煤業就開采完了,正好退休。”喬振杰說。
責任編輯: 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