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國策擬入法污染陰霾能否吹散？——聚焦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

環保國策入法、污染信息公開、環境公益訴訟……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二審的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擬首次規定多項制度。這些制度最終能否確立？能否對污染亮出利劍？對此，公眾充滿期待。

信息公開能否揭開“污染面紗”？

鎘超標的大米來自哪里、有多少？全國到底多少土地受污染？今年5月，廣州抽檢的“鎘大米”事件引發公眾對信息公開的質疑。

此次審議的環保法修正案草案專設“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一章，明確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獲取環境信息、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權利”“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依法公開環境信息、完善公眾參與程序……”

抵制PX項目、反對核電站建設……全國多個地方發生環保群體性事件。有專家認為，政府的信息公開越模糊，公眾參與度越低，遭遇的反抗力度就會越大。

對此，草案增加了規定：“對依法應當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建設項目，建設單位應當在編制時向公眾說明情況，征求意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表示，環境信息依法公開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她希望，環境監測數據最好依法“定期”公開，讓百姓及時知道這個數字。

“不僅僅是在突發環境污染事件后了解相關信息，在前期就要讓公眾參與到決策中，接受公眾監督。”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表示。

突破百萬元最高罰單“按日計罰”有多大震懾力？

寧夏3家大型藥企污染環境，10年未解決，環保部門罰單開到“手軟”，仍管不住偷排偷放；松花江水污染造成150公里污染帶，對污染者開出最高罰單100萬元，然而治理污染卻需投資100多億元。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對污染者罰到頂就是100萬元，“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我國環境污染事件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此，環保法修正案草案增加規定，加大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

草案規定：“企業事業單位違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罰款處罰，被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作出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可以按照原處罰數額按日連續處罰。”

北京大學資源、能源與環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汪勁認為，“按日計罰”是個很大的突破，也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這將有利于對環境損害的遏制，也有利于讓環保執法硬起來。

金碩仁、楊邦杰等委員則建議，還應鼓勵和調動各方發展環保的積極性，相關鼓勵原則也應在法律中得到體現。

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將首次入法

上世紀80年代，國家提出環境保護是基本國策。此次的環保法修正案草案也增加規定：“保護環境是國家的基本國策”。

我國1979年就頒布了環境保護法(試行)，1989年正式實施。然而，不容回避的事實是，環境形勢嚴峻且壓力繼續加大：四分之一的國土遭遇霧霾籠罩、九成地下水遭污染、1.5億畝耕地受重金屬污染……林強委員說，二三十年來經濟社會迅速發展，我國環境保護領域出現了很多新的情況，也積累了一些新經驗，有必要對現有法律進行修改和完善。

依據黨的十八大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精神，環保法修正案草案增加“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規定。

王毅委員說：“這是第一次在法律中規定環保國策，意義重大，代表了未來文明發展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要把環保化作一種實踐行動。”汪勁說，從世界范圍經驗看，環境保護的地位都是優先的。

環境公益訴訟能否讓受害者權益得到伸張？

眾多環境污染案件能進入訴訟程序的寥寥無幾。個人提起訴訟，存在難度大、成本高、收集證據難等諸多“攔路虎”；由于缺乏法律支持，民間組織因不是“利益相關方”而不能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導致受害者的環境權益得不到伸張。

此次修法有望扭轉這種現狀。環保法修正案草案中特別明確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環保聯合會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汪勁認為，法律指明某個組織作為公益訴訟的主體可能欠妥，但此次法律草案只是提供一個樣板，為未來類似性質的公益團體給出方向。

駱建華指出，過去更多的是環境立法和執法，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確立，將有利于把環境司法武器用起來，出重拳、用重典、亮利劍。

“聯防機制”能否治理跨界污染？

漂浮在黃浦江上的萬頭死豬，泛濫在太湖上的無邊藍藻，籠罩在城市上空的霧霾……這些現象都在警示：環境問題無地界，環境保護和治理亟須打破“畫地為牢”。

對此，環保法修正案草案作出回應，確立聯合防治協調機制，規定“國家建立跨行政區重點區域、流域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聯合防治協調機制，實行統一規劃、統一監測，實施統一的防治措施。”

“環境污染本身沒有疆界，目前我國政治體制制度安排是條塊分割，這和生態保護是矛盾的，需要制度創新來彌補這種局限。”汪勁說。

楊邦杰委員則表示，重點區域的污染防治問題由地方人民政府協商解決，操作難度比較大。怎么樣使聯防機制具有可操作性，法律應當進一步明確。新華社“新華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