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駛入發展快車道，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此前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披露，2024年，全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已達3140萬輛，較“十三五”規劃末的492萬輛增長超五倍。然而，在這蓬勃增長的態勢背后，人才短缺的問題正日益凸顯，成為制約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瓶頸。

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門發布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2025年，我國節能與新能源汽車人才總量預計達到120萬人，而人才缺口預計將達103萬人。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陳旭在2025中國汽車論壇上表示，“沒有人才的‘領跑’，就沒有產業的‘領先’”，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人才對于產業升級的核心價值——在新能源汽車產業加速向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轉型的關鍵期，人才已成為決定產業競爭力的核心要素。

產業變革催生人才新需求

隨著汽車技術的快速發展，傳統汽車人才已難以滿足行業需求，具備跨學科知識的復合型人才成為亟需。

汽車產業的深刻變革，正重塑人才需求的格局。陳旭告訴中國工業報記者，當下汽車行業正處于關鍵變革期：電動化、智能化、綠色化技術加速迭代;汽車從傳統交通工具演變為智能移動終端;消費者對智能化體驗、個性化定制需求日益增長;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深度融入生產制造，推動汽車制造向智能制造轉型升級;汽車產業更與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多產業深度融合，構建起全新的產業生態。

“在這樣的變革浪潮中，人才的重要性愈發凸顯。”陳旭表示，隨著汽車技術的快速發展，傳統汽車人才已難以滿足行業需求，具備跨學科知識的復合型人才成為亟需。比如既懂汽車工程又精通人工智能算法的人才，既了解新能源汽車技術又熟悉能源管理的人才，都是行業普遍缺乏的。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職業技術分會理事長鄭紅藝進一步對中國工業報記者指出，當前，汽車行業技能人才需求正經歷一場金字塔式的重構，體現為“智能化換血”，每年25萬人的招聘計劃當中，傳統機械崗位減少近兩成，取而代之的是能操作機器人，能夠看懂MES系統的智能制造崗。

這種重構在汽車“新四化”領域的技能人才需求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電動化領域固態電池量產催生了23萬名裝配工的缺口，他們需要掌握微米級的電芯堆疊工藝;智能化領域的數字孿生技師既要懂PLC編程，又需要能進行虛擬調試;網聯化領域的車載網絡工程師需要同時玩轉CAN總線協議以及以太網架構。“企業為爭搶這類人員，甚至打包收購創業團隊。”

除了人才需求結構的重構，技術應用層面的門檻也在顯著提升。鄭紅藝稱，從技術應用層面看，出現了“雙證”困境，企業搶人的標準已經升級，需要高壓電工證加上三電維修證“雙證”優先，但是市場上滿足雙證條件的技師不到20%。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職業技術分會副秘書長楊濤認為，新能源汽車的崛起直接推動了電池、電機、電控領域高技能人才需求的急劇增加;智能網聯化的深度推進則帶動了AI算法、車載軟件工程等領域專業人才需求的持續攀升;同時，制造端的全面數字化轉型也對技能人才的結構及數量提出了全新挑戰。

汽車技能人才出現斷層

鄭紅藝認為，汽車技能人才出現了技能、分布、需求和結構四大斷層。

產業對人才的新需求與現實供給之間的差距，在市場終端已有著直觀體現。“買車時認為新能源汽車節能省錢、使用便利，但沒想到維修這么難。”一位來自陜西的新能源汽車車主李先生的經歷，成為新能源汽車產業人才短缺的生動注腳——車子出現故障后，家門口既無品牌售后中心，也找不到能維修的汽修店，最終只能讓廠家從幾百公里外調派師傅解決。這種困境并非個例，社交平臺上關于“新能源汽車維修店少見”的吐槽屢見不鮮。

事實上，人才短缺并非僅存在于后市場領域，而是覆蓋汽車全行業鏈條。鄭紅藝稱，當前中國汽車行業全鏈條技能人才仍以初中技工為主，技師、高級技師僅占14%，遠低于發達國家35%的水平。隨著產業升級和技術迭代，制造環節高技能人才隊伍結構雖在優化，但后市場領域高端技能人才供需矛盾尤為突出，新能源與智能化轉型帶來的結構性人才缺乏成為顯著特征。

鄭紅藝認為，汽車技能人才出現了技能、分布、需求和結構四大斷層。

第一，技能斷層。目前，在維修車輛中，65%左右的新能源車輛問題屬于電控問題，但是在全國400萬名汽車維修工當中，只有12%受過相關培訓，職業學校的教材還是五年前的技術內容，更沒有800V高壓系統這類的技術內容，僅15%的職校開設相關課程，60%的維修工修不了新能源汽車。

第二，分布斷層。70%的新能源產能集中在長三角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只有30%左右的技能人才。比如，比亞迪中部地區的工廠一年缺員1.2萬人，還需要高薪外聘，成本飆升40%。而職業教育與人才需求方面矛盾突出。

第三，需求斷層。職業院校課程更新普遍慢六個月以上，新能源專業招生占比僅20%，78%的校企合作僅停留在實習掛牌，學生畢業即“過時”，用人單位的匹配率不到20%。

第四，結構斷層。調研數據顯示，目前汽車初級工占比60%，高壓電、智能網聯“雙證人才”缺口達85%。高級技工的工資比同行高40%，仍然難以留住人才。

日前，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的《中國汽車行業技能人才發展報告》顯示，我國汽車行業人才發展存在結構性矛盾突出、高端復合型人才短缺、區域分布不均衡、后市場領域高端人才儲備不足等諸多痛點。鄭紅藝坦言認為，面對汽車產業的技術革新、產業創新、市場拓展，技能人才隊伍優結構、提能力顯得尤為重要。

政產學研企協同破局

新能源轉型不僅是技術革命，更是人才革命，唯有通過全球化引才、系統性育才和深度校企合作，才能構建支撐產業未來發展的核心人才競爭力。

面對日益突出的汽車人才結構性矛盾，各方正積極探索破局之道。楊濤表示，協會將重點打造三大賦能平臺：與工業和信息化部攜手的“頭雁平臺”，聚焦領軍人才培養;面向全行業新質生產力的培訓平臺，采用公益與創收融合模式提供服務;中國汽車行業就業與再就業平臺，解決人才需求難題并提供定制化培養服務。

鄭紅藝建議：一是加強政策引導，優化人才發展生態;二是深化產教融合，構建精準育人體系;三是發揮行業協會紐帶作用，健全技能標準與評價體系;四是推進數字化轉型;五是搭建資源共享平臺。同時，還可從四大維度推進賦能：政策像GPS精準導向，動態更新補貼目錄并激勵緊缺技能人才;將產線搬進教室，優化課程體系并引入企業真實設備;讓協會成為行業技能標準監管者，借鑒德國模式制定統一培養和評價標準;借助VR等工具提升技能培訓效果，最終實現技能人才從“擰螺絲”到“設計智能工廠”的能力躍升。

在實踐層面，院校與企業已展開探索。湖北東風汽車技師學院副院長周俊告訴中國工業報記者，湖北東風汽車技師學院通過構建“三元模式”推進產教融合：在學校和企業“兩元”基礎上，內部設立服務企業的培訓中心和開展學制教學的技師學院，分別服務企業在職員工培訓和新型新鮮技能人才供給，同時以企業培訓為抓手拉動教學體系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通過參與企業生產技能人員的培訓，一方面加強了師資隊伍的建設，另一方面有利于專業建設和課程體系改造。”

記者了解到，企業層面，不同類型車企基于自身基因探索差異化路徑：吉利汽車以“人才森林”理念為核心，通過“人才經營中心”將人才視作戰略資產，構建“育才、聚才、留才”的生態體系;長安汽車(13.190, 0.22, 1.70%)采取“引才”與“育才”雙輪驅動，通過全球化引才、內部培育和校企合作構建可持續人才體系;一汽-大眾聚焦數字化轉型痛點，通過創設新崗位賦能技能人才，培養兼具實操經驗與創新能力的“新型技師”。供應鏈企業航盛電子則從結構優化入手，提升研發人員占比、強化關鍵崗位效能、推行“三三制”認證，并通過實訓工廠和新型學徒制提升技能人才水平。

“新能源轉型不僅是技術革命，更是人才革命，唯有通過全球化引才、系統性育才和深度校企合作，才能構建支撐產業未來發展的核心人才競爭力。”重慶長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蔡錦鋒說道。

【中工評論】

人才告急下的新能源汽車發展隱憂

中國工業報記者 祁曉玲

當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九年全球第一，當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成為行業共識，一個嚴峻的挑戰正浮出水面：人才生態的全面告急。工信部預測，2025年新能源汽車人才缺口將達103萬，而現實的數據不能忽視——全國400萬汽車維修工中僅12%受過新能源技能培訓，60%修不了新能源汽車;高壓電與智能網聯“雙證人才”缺口高達85%。這組數字背后，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飛速發展下潛藏的最大風險。

技術迭代的速度正在碾壓人才培養的節奏。固態電池、800V高壓平臺、車云一體電子架構等新技術以月為單位革新時，職業院校的教材卻仍停留在五年前的技術水平。更嚴峻的是，78%的校企合作僅停留在“實習掛牌的表面文章階段，導致學生畢業即面臨技術過時的困境。這種現象暴露出更深層矛盾：產業變革是顛覆性的非線性躍遷，而人才培養體系仍是線性、穩定態的工業時代產物。德國“雙元制”教育要求企業深度參與課程開發，確保教學內容與產線技術同步更新時，我們多數職校仍在使用通用教材，導致人才供給與產業需求出現錯配。

隨著新能源汽車和智能化技術的不斷成熟，未來汽車行業的人才需求將會更加注重技術創新和跨界融合，尤其是自動駕駛、電池技術、AI 算法等領域的人才需求。而人才短缺的痛點本質上是結構性生態危機。當前行業將焦點過多置于“技能型人才”缺口，卻忽視了高端研發人才荒這一更大隱憂。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等高薪職位需求增多，傳統汽車行業人才往往被吸引至高薪行業。部分汽車企業由于創新能力不足或管理體制問題，無法為員工提供足夠的職業發展空間，導致人才流失。

破解人才困局需要構建“動態能力再生系統”。 傳統“政策輸血+校企聯姻”的模式已不足以應對技術快速迭代的挑戰。我們可以借鑒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建立由車企、職校、行業協會共同主導的“活頁教材”機制，確保課程內容每季度動態更新。同時打通學分銀行體系，支持在職工程師通過模塊化學習持續升級技能，例如高壓電氣認證可疊加智能診斷資質，形成人才能力可擴展架構。

政策資源必須精準滴灌痛點。改變“撒胡椒面式”補貼，建立“技術緊缺指數”動態清單，對固態電池工程師、車云安全專家等關鍵崗位實施個稅減免與企業培養經費加計扣除。在武漢、成都等產業承接地設立區域性培訓中心，配套人才公寓與子女教育保障，破解中西部“留不住人”的困局。

構建企業深度參與的賦能生態。長安汽車“全球引智+校企共研”模式證明，龍頭企業應主動將產線設備轉化為教學資源。建議推行“培訓經費強制計提”制度，要求車企與供應鏈企業開放實訓基地，并參照德國IHK認證體系建立跨企業技能評估標準，使人才能力實現全國通用“可攜帶認證”。比如建立覆蓋全行業的技能人才數據庫，動態監測區域供需缺口。當某地出現高壓電技師緊缺時，自動觸發跨省調配機制與補貼傾斜，避免某車企年缺1.2萬人的被動局面。同時發展遠程診斷、AR輔助維修等數字工具，部分緩解地域分布不均的約束。

在這場新能源汽車的全球競賽中，續航里程的突破與智能座艙的創新終將被后來者追趕，唯有構建起“人才培養-能力再生-價值轉化”的生態閉環，才能形成真正可持續的競爭優勢。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需要更徹底的思維革命——把人才生態建設置于比電池密度、芯片算力更優先的戰略地位。畢竟，再先進的智能工廠，終究需要能駕馭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