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這個數字，在臺灣能源討論里被反復提起。
它指的是2023年臺積電（TSMC）一家公司的用電量就占全臺售電量的約8%，且按公司官方預估，2030年還將抬升到10%-12%。
部分外資券商則認為，若3nm、2nm新廠如期擴產，臺積電耗電量可能翻三倍，屆時將啃掉全臺近四分之一的電力。
臺灣社會不得不直面一個結構性矛盾：一方面要守住全球先進制程晶圓代工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卻坐在“缺電、高碳、高價”的三口火山口上。
在中國臺灣出生的英偉達CEO黃仁勛，在談及返臺投資時拋出的這一明確條件，精準戳中了臺灣能源體系的核心短板。
AI數據中心本就是公認的耗電大戶，一塊英偉達A100GPU功耗就達400瓦，GPT-4訓練更是動用25000塊同類芯片。
如此背景下，黃仁勛的要求看似合理，卻讓電力供給本就捉襟見肘的臺灣陷入了兩難境地。
要拿出這100億度綠電，對臺灣而言，無異于天方夜譚。
臺灣面積3.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300萬，自有能源儲量極低。
天然氣、煤炭、石油幾乎全靠進口，水力潛能開發度已超過80%，陸上風電與光伏雖積極布建，但受限于地形與氣候，容量因子受限。
2023年全臺發電量約300TWh（約3000億度），其中火力包括煤氣油在內，占79.5%、核能6.3%、可再生能源8.9%、抽蓄與自用發電5.1%。
高度依賴進口化石能源，讓臺灣對國際燃料價格與海運安全極其敏感。
這是什么意思呢？根據臺灣“中央大學”管理講座教授梁啟源的解釋，備用容量率（針對尖峰負載和凈尖峰的供電能力去計算），理論上從過去的經驗，備用容量率需要在15%以上，就不會有缺電的壓力，就是安全的。
每天實際可調度的發電容量我們叫備轉容量，備轉容量率和備用容量率大概差5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備用容量率在15%以上，備轉容量率在10%以上，供電是安全的。
臺電公司法定備轉容量率目標為15%，但近十年平均僅徘徊于10%上下。
2022、2023年更是數度跌破6%，進入“供電吃緊”橘燈甚至“限電警戒”紅燈。
2024年全臺無預警停電事件高達7482起，雖多數為配電系統故障，卻也凸顯系統韌性不足。
在家庭節電與小廠外移趨勢下，民生與輕工業售電量逐年下滑。
同時間，半導體、面板、數據中心等“超大型用電戶”卻高速增長。
臺積電一家2023年用電約25TWh，已超過全臺1100萬戶居民生活用電的三分之一，且年增率高達15%-20%，遠高于全系統用電年增2%-3%。
作為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廠，臺積電本就是臺灣的用電大戶，而隨著AI大模型滲透到各行各業，其所需的AI芯片數量將遠超當前規模。
據預測，2030年制造AI芯片的全球電力需求，將比2023年增加170倍。
屆時，深度綁定全球AI芯片供應鏈的臺積電，其耗電量將更為可怕，臺灣的電力系統恐怕早已不堪重負，完全無法支撐如此龐大的用電需求。
當晶體管尺寸微縮至7nm以下，傳統深紫外（DUV）光刻已不敷使用，必須導入極紫外（EUV）光刻機。
一臺ASML NXE:3600D EUV機臺額定功率達1.2MW，相當于一座中型半導體封測廠的全廠負載。
3nm、2nm節點還需多重曝光、高真空、超低溫環境與更嚴苛的潔凈度，均推高單位產能能耗。
標普全球假設，2023-2030年臺積電晶圓出貨量增長90%，即使能效提升30%，總耗電仍將增至79.4TWh，占全臺24%。
若出貨量僅增50%，耗電也將達41.8TWh，占比約14%-15%，遠超官方給出的10%-12%為“低調”版本。
臺積電早已訂下2050年凈零目標，2023年再生電力使用比例約11%，距離“100%綠電”仍有巨大缺口。
有人或許會問，當下加急建設綠電是否還來得及？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臺灣的自然條件與地理環境，從根源上制約了光伏、風電等綠電的大規模發展。
此前民進黨當局力推的“風電臺產化”政策，耗費9000億新臺幣卻收效甚微，10座風場中僅1座達成臺產化目標，其余均未達標，成為綠電發展失敗的典型案例。
臺當局秉持“非核家園”的意識形態理念，于2025年5月關閉了最后一座核電機組，徹底進入“無核時代”。
要知道，20世紀80年代中期，核電曾供應臺灣一半以上的電力，是穩定的基載電源。
原本規劃的天然氣機組替補工程又因環評滯后未能及時補位，導致電力備載容量率跌至9.8%的十年新低。
2025年前9個月火電占比已攀升至85.5%，其中燃氣發電占比更是創下47%的新高，不僅推高了能源進口成本，還加劇了空氣污染問題。
2022-2025年臺灣工業電價已五連漲，累計漲幅達44.07%，半導體高壓用戶平均電價從每度2.2元抬升至3.1元（新臺幣）。
一家年用電30TWh的晶圓廠，一年電費就增加270億元，相當于2024年臺積電稅后純利的12%。
電力短缺漲價尚且可以忍受，電力供應的穩定性缺失，更讓島內民眾苦不堪言。
2024年臺灣共發生7482起無預警停電，平均每天超過20次，無論是家庭日常生活還是企業生產經營，都隨時面臨斷電風險。
在這樣的電力基礎上，別說滿足黃仁勛100億度綠電的額外要求，就連維持現有電力供需平衡都已是捉襟見肘。
黃仁勛的投資條件臺灣難以滿足，但英偉達的AI芯片訂單卻繞不開臺積電。
全球AI大模型的訓練與推理離不開高性能AI芯片，而這些芯片的制造核心工序，目前仍高度依賴臺積電的先進制程。
這就意味著，即便黃仁勛不回臺投資，其另一部分巨大的電力需求，最終還是會通過芯片制造環節轉嫁到臺灣。
AI大模型已成為全球科技熱點，相關AI芯片需求呈爆發式增長。
2023-2024年，AI芯片制造的全球耗電量就增加了350%以上。
電力短缺已成為臺積電在臺灣擴產的核心障礙。島內建廠計劃踩剎車。
2023年原定的臺南六廠二期擴建，因臺電無法保證穩定高壓供電，被迫暫緩。
隨后，臺積電宣布3nm、2nm部分產能轉向日本熊本與美國亞利桑那，官方理由多為“分散地緣風險”。
2025年9月，臺積電美國亞利桑那州工廠的供應商、英國工業氣體巨頭林德集團因電網故障突發停電，直接導致生產中斷。
具體造成的損失雖未公開披露，卻凸顯“即便到了美國，電力仍是瓶頸”。
其中離岸風電15GW、地面型光電12GW；另規劃“天然氣第三接收站”2027年完工，將燃氣裝機占比提升至50%。
同時，延長核二、核三除役年限，并評估“以延代建”的小型模塊化核反應堆（SMR）。
然而，離岸風電受漁權、環評、海纜爭議，進度落后逾兩年。光伏則因土地與饋線不足，2024年新增并網僅2.1GW，不及年度目標一半。
此外，經濟部推出了“高壓用戶綠電義務”，要求5000kW以上用戶2025年綠電占比須達10%，2030年30%。
還推出“削峰填谷”電價，鼓勵半導體廠在離峰時段生產。
但芯片制造的光刻、蝕刻等環節需24小時不間斷供電，連續制程，可移轉負荷有限。
據國際能源網了解，臺積電已經導入了變頻冷卻、廢熱回收、AI空調控制，但先進制程帶來的“絕對耗電”仍在快速攀升。
并且成立“臺積永鑫能源”，在臺南、高雄布建4GW地面光電，預計2026年并網，可年供5TWh綠電，這也僅僅占自身需求的六分之一。
臺灣前內政署長李鴻源呼吁，臺灣應仿效新加坡，對高耗電產業設置“用電天花板”，以總量概念指導設廠地點與擴廠節奏，而非“企業喊電、政府就蓋電廠”。
他主張2030年臺積電用電占比應控制在15%以下，任何新廠須自帶“零碳電力”或“移轉負荷”方案，否則不予環評通過。
臺積電不是一般企業，它貢獻了臺灣GDP的8%、出口值的35%，以及就業與稅收的龐大的乘數效應。
繼續“無條件供電”的舊思維，將把臺灣推向更昂貴的電價、更高的碳排與更不確定的電網。
而一味“壓制用電”，也可能讓其被迫漂洋過海，帶走整條產業鏈。
在全球能源轉型與產業競爭的雙重壓力下，臺灣電力困局已到了必須正視和解決的關鍵時刻。
在“供給端快不來、需求端等不了”的夾擊下，臺灣官方被迫拋出外延式方案。
到菲律賓呂宋島建2GW風光電廠，再以海底電纜或液化氫船運回臺。
或與日本九州、沖繩風場簽訂PPA，通過500kV直流海纜輸臺。
兩條路線都涉及跨國海纜≥600公里、投資百億美元、政治與海事風險極高，被島內學界戲稱為“畫餅充饑”。
福建—臺灣海峽最窄處僅130公里，國家電網±500kV直流海纜技術成熟，海南—廣東已投運3回。
若從廈門翔安—金門—澎湖—嘉義布設1GW線路，輸送端可對接閩粵沿海合計逾80GW的核電、風電與光伏，度電邊際成本低于0.35元，遠低于臺灣現行燃氣機組0.9-1.1元。
國臺辦亦多次表態“愿為臺灣同胞提供電力支持”，但受島內政治因素牽制，至今僅止于可行性研究。
倘若外購綠電無法及時落地，黃仁勛的投資大概率轉向。
英偉達已在美日兩地啟動“AI數據中心2.0”計劃。
美國亞利桑那州與俄勒岡州各鎖定1GW可再生能源專線；日本九州攜手軟銀、九州電力，利用當地剩余核電與離岸風電，2027年前提供≥120億度綠電。
對臺灣而言，這不僅是失去一個數據中心，更意味著上游芯片代工訂單同步外流。
換言之，黃仁勛的100億度綠電條件，表面是單一投資案，實則把臺灣能源困境放大到全球供應鏈層面。
當AI運算成為“新石油”，誰掌握穩定、低價、低碳的電力，誰就握有芯片-算力-模型整條價值鏈的啟動鑰匙。
臺灣若不能在未來三年內拿出可執行的綠電方案，不僅AI數據中心落地無望，連臺積電先進產能也將被迫繼續“出走去”。
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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