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利用地球資源程度和能力的不斷提高，環境污染問題使人類生存面臨著地球系統功能弱化、生態系統循環惡化以及可持續發展問題突出的反噬，全球生態環境的共生共榮性使得當某一國家或地區生態系統的破壞超過其所能承載的“閥值”時就有可能會造成更大范圍多米諾骨牌效應式的生態災難。“雙碳”目標的確定，意味著我國政府的能源政策將進一步朝向鼓勵和推動能源開發利用的低碳化乃至零碳化的方向轉型。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將以史上最短時間完成全球最高強度的降幅進行碳排放，來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目標。這一舉措不僅是推動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踐行新經濟政策，實現經濟社會綠色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也作為一種激勵手段給中國企業提升勞動生產率和推動綠色創新發展提供了雙重契機。

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旨，其本質是實現高經濟增效、低要素投入和綠色可持續發展。企業作為社會的基本經濟組織和細胞，逐利最大化是它的天性和終極目標。但是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實現自我發展的同時，還需要承擔對經濟、環境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責任。在“雙碳”目標背景下，經濟主體只有通過對資源環境消耗產生的成本的主動或被動責任的承擔，來消除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特征，使自身行為與社會理性需求相融合，才可以獲得更可持續的發展潛力。企業綠色轉型的實質是一種追求自身可持續成長且能夠與外部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戰略轉型模式。只有企業在逐利的過程中將自身通過“綠化”獲取的經濟效益與在社會生態安全領域承擔環保責任的社會效益當作企業獲得最終收益的潛在驅動力的時候，才能夠獲得健康的生長環境、長足的競爭優勢和發展潛力。國家政治政策導向將是影響企業實現綠色轉型、獲取高質量經濟效益以及切實踐行“兩山”理論，獲取持續性發展動力的首要變量，更是解釋企業戰略選擇和提升績效的重要考量因素。

良法的善治作用。中國承諾會在30年內完成由碳達峰任務并向碳中和目標的過渡，遠低于西方國家50～70年的過渡期。因而相較于發達國家的自然達峰，降碳壓力之大使得要實現中國的“雙碳”目標需要有強有力的政策驅動，政策驅動是主要依賴國家強制手段的環保政策和政府政策的積極干預，法治化治理路徑將是實現“雙碳”目標的根本保障，同時涉及相應治理路徑及其相關法律規范體系的建立和健全。碳排放管理法治化體系的建立，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舉措，需要完善的和高效的法律制度為支撐。但到目前為止，我國碳排放管理尚未形成完整的和專門性的法律法規體系。相關法律法規只散落于自然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中，且制約公民碳排放行為的相關法律法規多為倡導性規范，鮮有懲戒與強制性方面的內容。相較于生態經濟轉型發展進程，我國的環境法律法規的建設未能及時形成配套效應。國家有必要從“雙碳”目標實現的層面建立具有統籌全局意義的專門性法律以及相對健全完善的配套性法律制度，并輔之以最嚴格執法促進法律運行，積極推動立法與相關執法部門以及環境行政主管部門之間的有效協作，構建“多元共治”的司法機制，同時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協調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以“兩山”理論和“多元共治”理念引領“雙碳”善治之目標的實現。

環境規制的規約作用。制度環境是主體為了獲取存在合法性和外界支持而必須遵守的規則，直接影響著企業未來行動的決策內容。環境規制被認為是解決經濟活動負外部性、糾正市場失靈最有效方式之一。根據激勵結構的不同，環境規制又可分為激勵性和非激勵性兩類，激勵性環境規制是能給規制對象帶來規制遵循收益的環境規制。因為收益性特征，即使在缺乏外界強制的情況下，規制對象也有自動遵循該類規制的激勵。非激勵性環境規制就是不能因遵守環境規制而給規制對象帶來任何收益的規制。在實踐中，與非激勵性環境規制相比激勵性環境規制所激發的協同治理效應更為強勁。因此，環境規制規劃部門應適當提高激勵性環境規制在整個環境規制體系中的比重。針對不同情境下經濟主體行為方式的特征創設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以及促動多重綜合因素協同發揮治理效能的結論，主要通過政府自身行政命令的創設，借助于市場機制的經濟運行規律，以經濟主體在市場中的運行模式為信號來規約和引導經濟主體踐行綠色轉型機制和節能減排行為，是目前環境規制在綜合性協同治理過程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綠色國際標準的促進作用。綠色國際標準是為實現“雙碳”目標提供國際協調的規則。是世界“通用語言”，是應對環境變化的技術規則和技術支撐。與“雙碳”目標的迫切需求相比，我國綠色標準體系的全面性和先進性、與相關政策的銜接以及有效實施機制、標準的國際化水平等方面還存在明顯不足。在綠色貿易壁壘在當今國際貿易領域已然取代了傳統的關稅、補貼等壁壘形式成為現代社會貿易保護主義首選手段的背景下，作為全球最大制造業國家，我國出口貿易在發達國家設置的綠色貿易壁壘制約下頻頻受挫并面臨著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被動局面。研究基于國際社會相關技術公約與規定要求的基礎上提升我國相關企業的綠色技術水平，實現綠色創新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破除發達國家的綠色壁壘，開展綠色低碳標準的國際合作行動，打造綠色低碳國際標準的專家隊伍和高科技技術的人才隊伍建設，推進綠色低碳的國家標準及其相關工作的國際化同步，以提升我國綠色標準的國際影響力，將是我國企業在“雙碳”目標下需要關注的重點領域。

企業家的主導性作用。在推進企業綠色轉型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企業家因素成為衡量企業能否轉型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企業家最基本的職業素養應該是：對國家、職工、消費者以及整個社會懷有高度的責任感，這也是企業能夠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企業家的認知基礎，價值觀以及主觀態度決定了企業是否會積極履行環境責任。企業環境責任策略制定的基礎首先是基于對管理者的認知基礎和價值觀過濾并解釋后的信息所獲得的結論。因此，承擔轉型主要責任的企業家不僅需要具備傳統意義上企業家所應具備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勇于擔當的精神，更需要學習和培育適應新形勢新要求下企業綠色轉型所需要的新思維和新理念，首先培育出具備科學的生態文化價值觀和生態倫理意識，同時具備高度專業技能和素養的有知識、有文化、能夠與時俱進的新一代企業家是企業綠色轉型中的首要和關鍵環節。其次，要使企業家意識到履行社會生態責任是一種能使企業贏得長期收益和持續競爭優勢的長期投資。使企業拋棄“環保不經濟”的成見，企業家也才有可能帶領企業積極與政府和社會建構的制度環境良性互動來承擔生態責任。

生態公民的主體性作用。在“雙碳”目標下，要打造市場、社會、企業和政府的力量聯合體，以及企業、個人參與節能減排的利益共同體。企業應該追求利潤，但其利潤應該是“最優化”而不是“最大化”，企業更應該對包括消費者和社會大眾以及事關人類整體生存的生態環境保護等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展現出負責任的姿態和體現出相應良性的行為。從本質上講，生態環境問題是由人的錯誤觀念而導致的不良結果，而人類保護生態環境行為習慣的養成則有賴于通過生態教育的方式完成公民生態意識、生態素質以及生態人格的培育和塑造，根本手段和途徑是以生態文化意識為切入點，對企業員工和消費群體中的個人進行生態道德教育，將其培養成一代具有環境觀念、環境意識和生態道德的“生態人”。而生態問題的全面解決，取決于生態公民的廣泛養成與普遍自覺，即在于能否培育出具備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生態公民。(作者：王煥麗，河北地質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