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極星碳管家網訊：8月5日，我國外交部宣布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此舉導致美國激烈反應。此前，外交部早已就中美為氣候變化做出的行動做過詳細解讀……

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執意竄訪中國臺灣地區，8月5日，外交部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最后這項“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可謂讓西方炸開了鍋。

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表示，“中美是最大的排放源，如果我們不能一起帶頭在氣候問題上采取行動，整個世界將承受后果”。

克里為了證明中國的這一反制措施是“錯誤”的，列舉了三個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倒打一耙的所謂的理由：

一、克里聲稱，美國從第一天起就明確表示，我們與中國在氣候方面的合作必須與我們兩國面臨的其他困難、問題分開。

二、克里聲稱，氣候危機不是一個雙邊問題，不是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問題，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因為雙邊分歧而阻礙現存跨國問題的進展。

三、克里聲稱，中國暫停氣候合作并不是在懲罰美國，而是在懲罰世界，尤其是懲罰發展中國家。

這已經不是美國首次就氣候問題、碳排放問題發布顛倒黑白言論，我國外交部此前也做過全面的回應。

6月19日，中國外交部發布《美國對華認知中的謬誤和事實真相》文章，就此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亞洲協會發表對華政策演講做出回應。

美國國務卿政策演講中謬誤稱：氣候問題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數學問題。如果中國堅持目前的計劃，在2030年前不降低排放量，那么世界其他國家排放量必須在2035年前降至零，這是基本不可能的。

外交部對此回應表示：美國對于全球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美國不應轉嫁責任，不應奉行“雙重標準”。

◆發達國家在過去200多年的工業化過程中無序排放，對全球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1850年到2011年，發達國家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79%。《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都要求發達國家償還歷史債務。

◆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不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者，而是氣候變暖的受害者。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全球氣候治理的基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造成氣候變化上歷史責任不同，發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異，用統一尺度來限制是不適當的，也是不公平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環境部長韋拉·莫里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26)期間表示：“因為它們(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活動，我們成為全球氣候問題的受害者，正承受著他們制造的氣候后果。這絕對不公平。”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中國不僅是認真負責的參與者，更是腳踏實地的行動派。習近平主席明確提出，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時間只有30年，而歐盟、美國、日本給自己規定的時間分別是中國的2.4倍、1.4倍和1.2倍。

中國在節能、提高能效、發展可再生能源、交通、建筑等領域所做的貢獻基本上都占全球總量的30%-50%，貢獻顯而易見。截至2020年底，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較2005年降低約48.4%。煤炭消費占比由2005年的67%下降到2020年的56.8%。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累計裝機容量超10億千瓦，占全國發電總裝機容量的43.5%。全球光伏企業前20強中有15家是中國企業，前五名均為中國企業。全球十大風電企業中有七家是中國企業。中國過去10 年淘汰1.2億千瓦火電，超過了英國目前裝機發電總規模。截至2021年底，中國全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達784萬輛，其中2021年新注冊登記新能源汽車295萬輛，占新注冊車輛總數的11.25%。

中國可再生能源占比已超過美國。2019年底，中國水電風電光電裝機容量達到7.56億千瓦，是美國的2.8倍。中國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達到12.7%，約為美國的1.4倍。

◆美國作為全球累計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多的國家，人均碳排放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3倍。1750年到2019年的270年間，美國累計排放4125億噸溫室氣體，約占全球總量的1/4，是全球最大累計國，為中國的近兩倍。數據顯示，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歷史最高值為人均23.44噸，美國2018年人均排放量為16.85噸，而中國的這一數字是7.56噸。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目前人均碳排放量不及美國一半，人均歷史累計排放量約為美國的八分之一。即便是2030年中國實現了碳達峰，中國的人均碳排放量大致也只有7-8噸，但美國2005年碳達峰時人均碳排放量已達14噸。

◆2017年6月，美國宣布將退出《巴黎協定》，2020年11月正式退出該協議，極大地損害了全球環境治理的公平、效率和成效。2021年2月，美國才正式重新加入《巴黎協定》。雖然政治姿態有所恢復，但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卻回不去了，2021年排放量較2020年不降反增，離《巴黎協定》的要求越來越遠。美方在事關全球整體前途命運的問題上反復無常，充分暴露了其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實用主義態度，已經失信于全球大家庭。

◆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幫助他們更好應對氣候變化，是發達國家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在2009年哥本哈根和2010年坎昆會議上，發達國家承諾到2020年每年共同調動1000億美元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然而十多年來，發達國家從未能真正兌現這一承諾。國際知名智庫報告顯示，發達國家每年提供的氣候出資不僅總額不達標，而且存在“摻水”“湊數”等問題，實際提供的有效資金遠低于官方通報數據。特別是美國僅完成應承擔份額的不足20%。

◆美國多年來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與中方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但行動上卻自相矛盾。美國要求中國控制煤炭消費的同時卻要求中國繼續從美國進口煤炭;提出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時卻制裁中國的光伏企業。以光伏產品為例，從2012年開始，美國針對中國光伏產品征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稅率高達34%-47%。2014年12月，美國對中國光伏制造商進行“雙反”調查。2018年1月，美國上屆政府決定對85億美元的進口太陽能電池板征收全球保障性關稅。2021年底，美國將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簽署成法，打著人權的幌子打擊新疆光伏產業。美有關舉措不僅打壓正常的光伏產品貿易、打亂正常供應鏈，也破壞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美方應糾正錯誤，為中美兩國氣候合作營造有利環境。

◆當前氣候變化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需要各國合力應對。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應切實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按照《巴黎協定》的要求，正視其歷史責任，展現更大的雄心和行動，率先大幅度減排，早于2050年實現碳中和，并為發展中國家留出應有的發展和排放空間，落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充足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的承諾。在兌現出資承諾、發揮公共資金引導作用的基礎上，積極發展綠色金融，引導社會投資流向低碳領域。各方還要積極建立國家、區域和全球的碳市場、碳定價機制，降低減排成本，提高減排力度，促進技術創新和可持續發展，通過碳市場收益分成機制，為發展中國家適應氣侯變化和開展能力建設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