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脈被截斷，則風雨失調。”
今年以來長江中下游遭遇50年來最嚴重干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紛紛因缺水告急。誰是這次大旱“罪魁禍首”？大旱當前，輿論聚焦到了長江上游的“解渴之水”三峽水庫。歸罪的依據，一方面認為三峽“旱季蓄水澇季泄洪”；另一方面，則認為三峽水庫改變了長江流域甚至更大范圍的氣候，導致旱澇無常。
要證明大壩與反常氣候無關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和地震的形成機理一樣，氣候本身也是一個無比復雜的巨系統。你很難單獨地界定單一因素，對于整體的影響。以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導致全球變暖為例，雖然全球主流科學界已有共識，至今仍有人懷疑是“陰謀論”，并堅持現有氣候變化，并未超越其自然內在規律。因此，要想100%地證明，三峽大壩和這些氣候變化反常行為無關，乃至與汶川特大地震無關，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務。
三峽水庫能改變氣候嗎？幾乎不能
一座大型水庫的建成會改變局部區域的氣候，其原理與海洋對于沿海地區的氣候作用類似。但水庫帶來的氣候改變，其影響范圍和程度均極其有限。畢竟，無論多大的水庫，其規模也無法與海洋相比。具體到三峽水庫，它是否會對長江上下游的降雨數量及時空分布產生明顯影響？氣象學家的回答往往是：幾乎沒有這種可能。
水庫靠什么影響區域氣候？
水庫影響區域氣候的大小決定于兩個因素：蓄水量和水域面積。前者對周圍環境的溫度變化產生影響，后者能夠輕微改變局部地區的水汽循環。為何只有三峽大壩受到質疑？
如果三峽水庫會改變長江流域的降雨量時空分布，則同樣有理由認為新安江水庫、丹江口水庫會改變中國東部和中部的氣候。但事實上，這些同等規模的水庫并未受到類似質疑；從世界范圍看，即使是國外那些規模大過三峽數倍的水庫，迄今也沒有科學家認為它們會大范圍改變區域氣候。
中國歷來多自然災害
實際上，中國歷來是一個自然災害多發的國度，無論在任何一個人口聚集之地，只要歷史不太短，對于旱澇的文字記錄都十分豐富；有些前所未有的、大面積、長時間尺度的災害，甚至直接影響到朝代變遷。而這些，都是在現代化的水利工程誕生之前。
近年全球極端氣候增多
自2003年以來，在全球范圍內，無論是從美國到歐洲，從澳大利亞到中東，颶風、洪災、高溫、干旱以及罕見降雪等極端氣候事件，亦屢見不鮮。而鮮少有其他國家的公眾將這些歸咎于單一水利工程。全球變暖帶來的極端性氣候增多趨勢，已漸成共識，我們不應以“陰謀論”漠然視之。干旱形成原因復雜
長江上游大量干支流水利設施的建成投入使用，中下游不斷增長的居民消費和工業用水需求，以及大量基礎水利設施的年久失修，都可能加劇長江流域當下的干旱。執著于三峽一個大壩的興廢，并無益于事態的最終解決。
《三峽后續工作規劃》非否定三峽
這份新出臺的《后規劃》被很多人解讀為，這是中國首次承認三峽工程“存在問題”。很多聲音也將其與今年的南方大旱聯系在一起。翁立達表示，移民問題、保護生態環境和預防地質災害問題，在三峽工程論證時，就已經被反復提到，也做了一些預案。早在10年前，政府就已經投入巨資整治，反過來說，那個時候，政府就已經承認這些問題的存在。至于被聯系到近期南方大旱等問題，翁立達表示，任何結論，都需要數據來說話，但目前，并沒有直接數據或者證據，表明這些氣候因素都跟三峽有關。質疑三峽與當初宣傳過度有關
長江委長江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原局長翁立達表示，三峽工程建成后，確實在防洪、發電、航運、抗旱等方面發揮了綜合效益，但三峽工程確實也改變了長江流域的自然環境，對生態、氣候等方面產生了影響。影響確實是有，只是程度、大小、范圍等方面存在不同。三峽大壩有利有弊。我們要用數據說話。要強調的一點是，三峽的主要功能是防洪。目前來看，防洪效果非常好。翁立達說，從三峽工程開始建設的那天開始，外界的宣傳就夸大了三峽的發電功能，但實際上，如果不是防洪，三峽工程根本就不可能獲得通過。
世界第一大的水電工程，位于西陵峽中段的湖北省宜昌市境內的三斗坪，距下游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38公里。三峽大壩工程包括主體建筑物工程及導流工程兩部分，工程總投資為954.6億元人民幣。于1994年12月14日正式動工修建，2006年5月20日全線建成。三峽工程是迄今世界上綜合效益最大的水利樞紐，在發揮巨大的防洪效益和航運效益外，其1820萬千瓦的裝機容量和847億千瓦時的年發電量均居世界第一，三峽大壩榮獲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世界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世界紀錄。
“陸地生態系統非常脆弱”
對環境的評估需要經歷較長時間和不同時期。在生態與環境專題論證組中沒有簽字的顧問侯學煜尤其指出“陸地生態系統非常脆弱”。在1988年的論證中，76歲的侯學煜指出：“建壩后，沿江兩岸的密集人口，勢必要擴大到山坡上找出路，于是毀林開荒、陡坡種植、有增無減，隨之土壤侵蝕，貧瘠化的現象加重，水土流失面積擴大，強度加劇，泥石流、滑坡、干澇災害也日益加重”。
“妥善處理防洪、發電、航運關系”
在三峽航運問題上，論證組結論認為“圍堰發電水位135米及初期水位156米運用期越長，對航運影響越大，應盡量縮短”。
事實上，1988年的論證結論就已表明，防洪、發電、航運都有各自的要求，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其時，許多航運專家已經意識到，“如果三峽水庫經常用于攔蓄一般洪水，或者三峽電站承擔調峰任務太重，都將影響三峽工程通航條件，使航運效益受到損害”。論證結論對此表示“慎重對待，妥善處理”。
影響航運的重要因素還在于泥沙淤積。在此問題上，兩位重量級人物選擇了保留意見，他們是陸欽侃和方宗岱，其時二人分別擔任防洪論證組顧問和專家。
“三峽工程不宜早上”
作為電力組的專家和綜合規劃與水位組的顧問，時任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咨詢的覃修典未簽字。在他看來，三峽工程不應急于建設，他在一份書面意見中說，“三峽如果沒有上游工程補償調節，三峽本身庫容相對很小，調蓄能力很低。這種不穩定電力要大范圍長距離輸送，質量上是難以保護的。因此不宜早上，大上。”
綜合經濟組專家何格高當年拒絕簽字，理由是擔心三峽工程會否占用“全國為解決2000年前缺電局面正在建設或已經籌建的水、火、核電站”的建設資金。對于如何在提高經濟效益情況下多發電，何格高曾給出一個三峽工程和溪洛渡、向家壩、枸皮灘三個水電站相比較的方案。這一比較，被同組另兩位拒絕簽字的專家郭來喜和中國水利水電建設工程咨詢公司副董事長黃元鎮所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