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與環境策略公司(Energy Innovation: Policy and Technology LLC)首席執行官(CEO)、保爾森基金會能源與環境高級研究員何豪(Hal Harvey)是斯坦福大學工程系能源規劃專業學士和碩士，也是氣候工作基金會的前CEO和創始人。1991年聯合6個大型基金會創立能源基金會并擔任主席，2001-2008年任威廉與佛洛拉•休利特基金會項目主任。2005年，他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擔任公共政策講師。何豪還曾是老布什總統和克林頓總統任命的能源問題小組成員以及新大陸基金會(New-Land Foundation)和芝加哥MB金融公司(MB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董事會主席。

2014年11月25日，在北京舉辦的“中國公益論壇”上，來自美國的能源基金會的創始人Hal Harvey稱，減少碳排放也是一種“慈善”。“美國和中國的碳排放加起來占全球的40%，這兩個國家還遠遠沒有解決碳排放的問題，”這位一臉絡腮短胡的中年紳士在談起能源、環保、氣候變化等話題時，像工程師一般在滔滔不絕中透著嚴謹，除了對美國的能源政策輕車熟路，他也非常關注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還按諧音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何豪”。

何豪生于1961年，目前擔任能源與環境策略公司(Energy Innovation: Policy and Technology LLC)首席執行官(CEO)，此外，他還是位于芝加哥大學的保爾森基金會能源與環境高級研究員以及氣候工作基金會。職業生涯的早期，曾致力于設計和建造太陽能住宅。何豪還曾是老布什總統和克林頓總統任命的能源問題小組成員并出版過研究能源和國家安全問題的兩本書，還發表過數十篇文章，在能源領域廣為人知。

業余時間，何豪也是一位汽車DIY達人，12歲時得到一輛發動機損壞的汽車，他就花了幾個月時間親手將發動機修好;31歲時，他自己動手制造了一臺電動汽車還開了5年時間;40歲時，為擁有更滿意的性能，他在奧迪車上加裝了一個高效變速器。雖然對汽車的DIY有著極高的興趣，不過，何豪并沒有把畢生事業投入到汽車上，面對氣候惡化等嚴重的環境問題，他更加致力于“DIY”一個新的能源世界。

與能源結緣

何豪能夠擁有關心環境、社會的情懷，與他的家庭及成長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的外祖母穆里爾·莫里斯(Muriel Morris)年輕時遠曾赴奧地利并成為那里的一名社會主義者，莫里斯的第二任丈夫是反納粹社會黨領導人約瑟夫·卜迪閣(Joseph Buttinger)，卜迪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創建了全世界最大的難民組織——國際救援會。何豪的母親康妮則是一位環保主義者，曾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Aspen)定居時，采取行動反對當地鉆探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開發對環境的破壞，用40年的時間對科羅拉多州50萬英畝荒地進行實地考察，并最終制定出一套荒地保護方案遞交到國會，還推動力兩部環保法案的通過。

70年代末，何豪進入斯坦福大學工程系就讀能源規劃專業。當時的世界，70年代中東戰爭先后引發的兩次石油危機的“余威”尚在，媒體上各種與能源相關的新聞更比比皆是，大學期間的何豪開始在這些宏大的社會命題中深入思考，也開始尋找著人生的方向，這一時期的積淀為他日后以能源研究為業奠定了基礎。何豪也是一個實踐派，大學未畢業時，他就和哥哥一起創辦了一個太陽能建筑公司，為農場主蓋節能的房屋。不到四年的探索，讓他意識到，經過精心設計的房屋可以節省能源，從而大量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彼時的實踐，也讓何豪看到能源之重要。“能源是空氣污染、氣候變化、居住、交通，甚至經濟和國家安全問題等諸多問題之核心，美國在中東派駐了大量軍隊，目的就在于石油。”何豪稱，“如果解決了能源問題，其他一系列問題也就迎刃而解，杠桿率很高。”

1984年，何豪回到斯坦福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讀碩期間，他參與了學校的核武器控制項目，還出版了第一本書《沒有戰爭的安全：冷戰后安全政策》(Security Without War: A Post Cold War Security Policy)，這也讓他有機會在1986年應邀到前蘇聯參加一個只有六人參加的有關核武器控制的高端會議還受到戈爾巴喬夫的接見，這一年，他只有25歲。這次會議，何豪還結識了威斯納。后來經威斯納推薦，他加入了麥克阿瑟基金會參與能源課題研究，并正式踏入能源領域。1989年，麥克阿瑟基金會、皮氏慈善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定在能源領域開展合作，而何豪則設計了幾個可選方案。

推動改變的民間力量

與中國不同的是，在“小政府大社會”的美國，早已發展成熟的民間組織有著更多的社會擔當，尤其是在環保方面，從在法院的訴訟、在議會的游說到推動立法和政策制定，民間力量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何豪則在這支力量鐘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何豪先后創辦了一個全球性的基金會——氣候基金會和4個地區性基金會——美國能源基金會、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歐洲氣候基金會及印度可持續能源基金會，拓展聯系了各主要能源領域的專家，組成了6個“最佳實踐網絡”——清潔交通國際委員會、用電監管助理項目、國際建筑能效網絡、機械設備標準制定項目、交通與發展規劃研究院和工業能效研究院，為大國的政策決策者和監管部門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議。

早年經歷讓何豪一直關注能源與其他領域之間的關系，何豪認為，能源是諸多問題的根源,以傳統能源為例，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燃燒所造成的污染在全世界都很普遍，這種污染遠比人們想像的要嚴重得多，其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更是可以延續多年。從1990年開始，何豪與艾瑞克·海茨等人開始為麥克阿瑟基金會、皮氏慈善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奔走以尋找方案，何豪提出的“慈善項目”得到了更多的認同，能源基金會便因運而生。1991年，在三家基金會的支持下，美國能源基金會正式成立，由于其方案獲得一致好評，何豪也被選定為創始人。

能源基金會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推動一些未來清潔能源重要組成技術的應用，其研究成果對美國各州在采取清潔能源政策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何豪認為，“要成為一個優秀的問題解決者，你必須能夠很好的理解社會機制，找出哪些是關鍵因素，并因此作出一些改變。”而他所做的，是讓基金會捐出的每一分錢都發揮出最大的價值。他招募了一批優秀的專家，來專門研究各種能源問題的解決方案。目前，能源基金會是美國幾乎每一項主要能源法案的幕后推手，還讓克林頓總統親自參與到政策推動中來，在中國也推動了多項能源政策法規出臺。

助力中國可持續事業

何豪頗為關注中國的能源問題，中國第一部燃油經濟性法規的出臺、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的通過、第一條快速公交線路的開通、第一個全國商業建筑法規的施行，背后都打上了能源基金會的烙印。1999年，能源基金會啟動了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以支持中國提高能源效率和開發可再生能源，接下來的幾年中，該項目直接推動了中國幾部相關法律的出臺。

“這是一場競賽，一場循環經濟與落后經濟發展模式之間的競賽。中國政府當然希望前者贏得比賽，但這其中的挑戰卻很大。”何豪認為，中國的專家及領導層素質很高、極具競爭力，但面對如此快速的發展格局，“他們特別需要一些具體的能源戰略建議及相關的政策建議。”而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就是一個為決策者提供政策建議的組織。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在北京設有辦事處和政策顧問委員會，為中國本土研究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并共同開展研究。對于中國決策者的具體需求，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都會做出快速應對。專家組將全世界各地最好的實踐都帶到中國，并根據中國的具體實踐做出相應的調整。

2001年，何豪加盟休利特基金擔任項目主任，并在2007年借力休利特基金會與其他五家基金會開展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研究，由此創建了氣候工作基金會。幾年后，氣候工作基金會頗具規模，何豪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中國。“越來越多的機會和能源氣候問題讓我更加關注中國。”這一次，他開始關注中國的城市化，在它看來，中國對技術支持層面的政策建議有很大的需求，當前中國的城市形態對未來的交通和污染體量、氣候變化的程度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他希望可以參與這個改變。

隨著何豪在中國參與改變的不斷深入，能源基金會等機構以及他本人在中國相關領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贊譽。2014年11月25日，由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財經雜志和集善嘉年華共同主辦的“中國公益論壇”，已擔任能源創新有限責任公司首席執行官的何豪應邀參加并發表演講。這一年，與何豪共同創辦能源基金會的現任能源基金會主席艾瑞克·海茨(Eric Heitz)則被授予中國政府“友誼獎”。

各國的協同與合作

作為一個能源氣候政策的專家，對何豪來說，與各國領導人或政策制定者的溝通交流自然必不可少。“領導層的工作是充分了解問題，選擇最重要的機會，構建一個項目，以產生最大的效果。”他認為，在國際的協定方面，需要每個國家做努力和意愿，而各國都有提升能效、發展更多綠色能源的意愿。“我做的工作大多與技術有關，但都會影響到政策制定。政策和政治不同，政策有關條例、規則，政治則關乎如何使其通過。不同的國家可以采取相同的政策，但有不同的立法。”在氣候工作基金會時，何豪曾組織過一次全球頂級領導人會議，針對燃油和清潔能源的汽車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討論，最后達成了一個公示性文件。

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期間，各國并沒有達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條約，不過何豪認為，“我們的具體行動并沒有落下。”在他看來，比起一紙空文，各國真正付出努力才是最關鍵的。“針對能源現狀，我們該建造怎樣的建筑、建設怎樣的工廠、生產怎樣的汽車，并怎樣使之實現，這才是我們亟須考慮的問題。”而在具體政策的實施上，他也有著一些憂慮，“很多好的政策或承諾，經常在繁瑣的落實環節中夭折，真正出效果、顯作用的，往往是在抓落實時采取具體行動的環節。因此，行動比承諾更重要。”何豪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