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國能源軟實力輸出，首先我認為中國能源專家很行，有硬實力，更具軟實力，是個高素質的群體。無論是宏觀戰略意識的把握還是具體技術知識的了解，完全不輸于國際能源大咖。相比之下，我們的能源專家群體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或者說是軟實力的輸出，就顯得相當謙遜和低調。

世界主要國家的能源硬實力和能源軟實力

我想先請大家看這樣一個表格：

表1 2014年亞開行設備工程采購和咨詢服務金額

在亞開行的67個成員經濟體中，日本是最大的股東，出資額占15.7%；美國是第二大股東，占15.6%；中國是第三大股東，占6.5%；印度是第四大股東，占6.4%；其余較大的股東還有澳大利亞（5.8%）、加拿大（5.3%）、韓國（5.1%）、德國（4.3%）等。2014年日本的設備和工程采購只有340萬美元，占亞開行采購總金額的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咨詢服務的金額為1500萬美元，占亞開行同年咨詢服務金額的比例只有2.7%。日本企業界這樣的“業績”，與日本在亞開行第一大股東的地位很不相稱。

這樣看來，國際金融組織中第一大股東的地位與該股東國企業能拿到多少實惠是兩回事。相比之下，作為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股東，美國在2014年亞開行采購和咨詢服務的比例分別達到12.3%、7.7%，雖然仍低于其出資比例，但是還是相當不錯的表現，展現了美國企業界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其他較為發達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韓國、德國有一個特點，他們的咨詢服務方面的相對表現要超過在設備和工程采購的業績，尤其是澳大利亞，2014年在亞開行的咨詢服務金額達到4700萬美元，占比為8.6%，超出了其在亞開行的5.8%的出資比例。

我們現在來比較一下中國和印度的業績。中印比較一直是國際經濟界的熱門話題，我今天從亞開行招標采購和咨詢服務數據的角度來觀察也算是一個新的視角。在亞開行，中國和印度是第三、第四大股東，同時也是第一、第二大的借款國。

從設備和工程采購方面來看，2014年中國企業所獲得的份額20.4%，金額超過17.5億美元，這個成績在亞開行所有成員國中高居榜首，確實展現了中國企業的硬實力，值得稱道。印度企業表現也不俗，在設備和工程采購方面占比18.6%，金額近16億美元，稍遜于中國，但也是相當亮麗的成績。再看咨詢服務的數據，2014年印度的咨詢公司和個人專家所獲合同金額接近7000萬美元，占亞開行當年咨詢服務業務的12.6%，居亞開行成員國之首，超過美國、澳大利亞、德國。

和印度比較，不得不說中國在亞開行咨詢服務方面差距很大，2014年中國咨詢企業和個人專家所獲合同不到1800萬美元，占比3.8%。

設備和工程反應一個國家的硬實力，而咨詢服務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應該看到，印度專家在國際咨詢界確實是很厲害的——如果問挖掘機這樣的工程設備哪家強？那絕對是中國；但是如果要問國際咨詢服務哪家強？那還是要到南亞找印度。當然，這并不意味中國的軟實力低于印度，嚴格的說是中國的軟實力輸出不如印度。那么現在問題來了，為什么中國的軟實力輸出不如印度？

為什么中國能源專家軟實力輸出不足？

我們所聽到的最通常的解釋是印度專家語言有先天優勢，英語作為印度官方語言之一，印度專家參與國際交流和咨詢服務確實游刃有余。但是英語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印度專家思辨能力也很強大，滔滔不絕特別能辯論。大家都知道，在國際研討會上只要有印度專家在，那是絕對不會冷場的。印度裔的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AmartyaSen寫過一本《能言善辯的印度人》（TheArgumentativeIndian》，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讀一讀。

相比之下，我們中國專家是什么情況呢？我們中國專家不僅知識底蘊扎實，而且特別邏輯思維，寫東西滿滿的都是干貨，與滔滔不絕的印度專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補。我認為中國專家的英語水平不是問題，或者是一個發展中的小問題，現在很多中國專家的英語水平都很高，無論是口頭交流還是文字表達都可以適應國際咨詢服務業務的需要。

如果語言水平不是主要問題，那么中國能源專家走出去的障礙到底在哪里呢？除了我們體制上的限制原因，我的感覺是國內專家都屬于杜甫類型的，都有憂國憂民的情懷，而且都和杜甫一樣很忙，所謂“杜甫很忙”。這不是段子，中國能源專家確實很忙。這三十多年來是中國社會經濟大發展的黃金時期，能源部門為保障GDP的快速增長起到了保障作用，同時也對環境的可持續性帶來了極大壓力。

面對國內諸多亟待解決的技術和政策課題，中國能源專家們科研、教學、做項目，當然也包括國內外的學術交流，十分的繁忙，從時間上來說，已經沒有多少余暇去爭取其他國家能源問題的咨詢服務。我發現只有在中國，許多的學術會議、研討會常常安排在周六甚至周日舉行，因為大家平時工作太忙，只有周末才能聚集更多的專家。所以說過于忙碌，這是中國專家走出去所面臨的一個客觀和現實的問題。

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年來，中國專家作為咨詢專家還是承擔了不少國際機構資助的咨詢業務。舉例來說，我們亞開行目前正在進行的以下3個研究項目就聘請了中國專家實施：

第一個是中印低碳發展路徑比較研究，中國方面的研究是由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和管理所王毅所長牽頭（印度是由塔塔能源研究所牽頭），有清華、浙大、財經大學、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等各方面專家參加；

第二個是中國能源2030發展展望研究，聘請中國能源研究會的專家開發適合中國國情的能源分析模型；

第三個是碳捕捉與貯存的能力建設，在上海交大、廣東電力設計研究院分別建立碳捕捉與貯存的研發中心。

從這幾個項目來看，基本上是借助亞開行的資金，使用我們自己的專家來研究我們解決自己的問題。相比20多年前，1992年亞開行恢復對中國援助后第一個能源研究項目，當時是國家計委能源研究所為執行單位，聘請了法國專家為顧問，對在全國范圍內對分省的能源與電力需求進行長期預測。從使用國外資金聘請國外專家做國內的能源研究，到使用國外的資金聘用本國的專家來做我們國內需要的研究項目，這是歷史的進步。而且，現在我國也通過多種渠道積極推動南南合作，國內的政府部門、學術研究機構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培訓，也做其他國家的能源研究。這都為中國專家走向下一步參與國際咨詢市場競爭打下了基礎，也就是說，未來用國外的資金付費給中國的專家為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的能源課題從事研究工作，在廣闊的范圍內輸出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咨詢專家走向國際能源咨詢市場的四部曲：以亞開行為例

總結起來，我認為中國咨詢專家走向國際能源咨詢市場之路有四部曲。

表2 中國咨詢專家走向國際能源咨詢市場四部曲

現在還是以亞開行為例，請大家了解一下亞開行正在執行中和擬議中要做的一些亞洲范圍內的研究課題，看看中國的咨詢公司和專家是否可以參與競爭。

——亞洲液化天然氣市場框架研究（與國際能源署合作）；

——東北亞超級電網的可行性研究；

——亞洲中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如南亞）適用的智能電網技術研究；

——亞太地區國家電價機制比較研究；

——亞太地區未來30年能源發展展望；

——亞洲大陸能源互聯網與電力聯網遠景研究；

——清潔能源技術創新、技術轉讓推廣的亞洲平臺建設。

上面提到的例子都是綜合性的、涉及整個亞太范圍的研究，亞開行更多的技術援助所需要的咨詢服務還是在各個亞洲發展中國家內部的項目，這里分門別類大概介紹一下：

——國家層面的能源、電力發展規劃、能源安全、能源結構研究；

——政府能源部門、監管機構、電力企業的能力建設與培訓；

——各類可再生能源發電、輸配電項目可行性研究和技術設計，包括財務、經濟、環境、移民評價、氣候變化（減排、適應）；

——工業、民用領域需求側節能項目商務模式和運行設計研究；

——小島國（地區）、離網微電網系統（可再生能源+儲能+能源管理系統）項目設計；

——能源區域合作、電力聯網規劃及可行性研究。

我認為在以上這些領域和課題中，中國專家在很多方面應該都是有實際經驗，也有理論知識，具有競爭優勢。具體來說，如果對于有意參與亞開行咨詢服務的咨詢公司或者個人專家，首先需要在亞開行官網的ConsultantManagementSystem注冊。

注冊過程非常簡單，除了公司或個人名稱等基本信息以外，最主要的是提供公司和個人的專長，比如能源系統規劃、電力部門改革、可再生能源技術、輸變電系統、智能電網、電力監管、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以及相關的財務經濟分析等等，更為關鍵的是相應每一個專長，需要給出相應的實際咨詢業務項目清單，注明具體的時間投入、所服務的業主、項目金額等。注冊以后，每個公司或個人就會獲得一個注冊號碼，郵箱里每周都會收到亞開行最新發布的咨詢服務信息。

按照亞開行的咨詢專家的政策規定，最常見的就是按照咨詢公司建議書的質量與報價綜合考慮（QualityandCost-BasedSelection，簡稱QCBS）。如果遇到技術復雜、有獨特創新的咨詢項目，也可以僅考慮咨詢公司所提交的項目建議書的質量來確定贏家（Quality-BasedSelection，簡稱QBS）。在極個別情況下，也有直接聘任（SSS）的方式，比如遇到緊急情況或其他特殊情況。

除了直接聘任方式，其他聘用方式或多或少都是競爭過程。首先，咨詢公司或者個人專家需要從網上遞交expressionofinterest（簡稱EOI）。一般來說每個項目會收到20-30個EOI，亞行主管項目經理根據項目的要求和提交EOI的公司或個人的項目經歷擬出短名單。如果是需要咨詢公司的項目，短名單一般是5-6個咨詢公司。然后進入短名單的公司提交項目建議書，由亞開行官員做技術評估、財務評估（一般來說技術分占80%的比例、報價占20%），選出得標的咨詢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亞開行擬定咨詢公司短名單有個講究，一般情況下要保障地區平衡，1-2家公司來自亞洲國家，1-2家公司來自歐洲，1家來自北美，1家來自大洋洲。在中國公司往往缺席的情況下，在諸多印度咨詢公司中選一家甚至兩家作為亞洲的代表進入短名單就成了大概率事件。進入短名單的次數多，那么最終獲得合同的機會自然也大，這就是為什么印度公司在咨詢服務業務中得以超水平發揮的重要原因，不盡是因為語言優勢。

進入短名單的咨詢公司需要準備項目建議書，基本是三大塊：

1、包括公司本身的項目經驗（同類項目的經驗、在同一地區的工作經驗）；

2、對項目的理解（有否創新）、建議的工作方法、時間安排；

3、咨詢顧問的簡歷。這三塊中最重要的是簡歷部分，也就是團隊中每個專家的資歷，占500分，是總分的一半；而經驗部分一般只占200分；方法部分占300分。所以說，咨詢服務的關鍵還是團隊成員的經驗。具體到團隊中每個個人的簡歷，我們關注的也不完全是學歷、現在工作職位，而是專家個人過去從事過什么樣的相關的咨詢項目，所謂relevantexperience，針對具體任務的直接相關的項目經驗：什么項目、哪一年、業主是誰、在什么地方、具體職位和承擔的任務等等。

世界這么大，中國咨詢公司怎么邁出第一步？

那么問題又來了，亞開行的這些咨詢項目都需要實打實的相關經驗。好比新人找工作，雇主都要求工作經驗，沒有怎么辦？世界這么大，誰都想出去看看，怎樣才能邁出第一步？

我覺得，參與其他國家能源項目咨詢，中國公司可以考慮與國外的著名咨詢公司合作投標，先當別人的小兄弟。由于是合作投標，國外咨詢公司的經驗也可以算作是整個合作團隊的經驗。合作幾個項目下來，經驗有了，中國公司可以領銜找國外小公司合作，直到單獨承擔國外項目。對于中國個人的咨詢專家來說，也可以主動聯系國外咨詢公司，作為國外咨詢公司團隊成員參加項目投標，積累在國外的咨詢經驗。

中國咨詢公司和個人也可以考慮參加亞開行每年一度（3月初）的BusinessOpportunityFair（BOF）。每年這個時候，亞開行都非常熱鬧，數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咨詢公司代表和個人專家參加BOF，但我幾乎沒有見過中國公司和個人的身影。

參加BOF有三個好處：

1、聽取亞開行各部門的項目官員介紹當下和一兩年內的項目清單，對可能的咨詢項目開始跟蹤，而不是等到公告出來才開始準備。那樣就太晚了，尤其是如果需要找合作伙伴的話，更需要提前聯系；

2、借這個場合與亞行主管官員接觸，混個臉熟，更重要的是展現專業素養。很多外國咨詢公司在此期間舉辦小型介紹會，主動向亞開行官員介紹本公司或本人的專業特長；

3、不言而喻，由于參加BOF的各國咨詢公司很多，這也是個咨詢界互相聯系的好機會，很多的伙伴關系實際上就是在這里建立的。希望明年在亞開行總部能夠接待中國的咨詢公司和專家。

在項目選擇方面，中國公司應該優先參與自己具有優勢或領先領域的項目，比如農村電氣化、可再生能源、煤電超低排放、電網建設與運行管理等。順便說一句，我這次來國內出差，除了今天的講座以外，主要是來向中國學習光伏扶貧的模式。與國家扶貧辦、新能源商會以及參與光伏扶貧的企業代表接觸，并去安徽葉集區、金寨縣參觀考察村級光伏電站、戶用光伏、集中光伏電站，與農戶、鄉鎮干部、電力公司代表座談。不要小看光伏扶貧，我認為這是一次真正的創新。

在國外發達國家，發展光伏特別是城市屋頂光伏，都面臨一個“道德”陷阱：誰能有這么大的屋頂？當然是有錢人。誰來為光伏買單？所有的電力消費者，包括窮人。現在中國推動的光伏扶貧是精準的扶貧，以農村貧困村落和居民為對象，光伏電站的售電收入可以直接發到農民手中。通過亞開行這次對中國光伏扶貧的考察訪問，我們考慮在其他亞洲國家推動光伏扶貧項目，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咨詢服務的需求，我相信中國的咨詢公司和個人專家將是最具競爭性和最具實力的。

當然光伏扶貧只是一個例子，從硬實力來看，中國在能源領域的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優勢。我們來看一張中印能源領域的比較表格：

表3 中國和印度能源領域的比較

軟實力是硬實力的延伸，中國的咨詢公司和個人專家有實力走出國門，與其他國家的咨詢公司和個人專家競爭，為亞洲和世界發展中國家提供咨詢服務。我們預計到2020年整個亞洲只剩下兩個低收入（人均國民收入低于1036美元）的發展中國家。這就是說，亞洲國家會有更多的自有資金從事項目建設，他們最缺少的不是資金，而是解決方案和創新技術。因此，伴隨著亞洲的發展，在繼續扶貧的同時，亞開行要著重支持技術創新，我們叫Finance+，這里的+主要指的就是貸款項目的技術含量。

其他國際金融機構與亞開行的情況相仿，也都會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這就是說咨詢服務會有新的發展。如果將來的亞投行、金磚銀行再加上世界銀行在亞洲的業務與亞開行相當的話，那么國際開發金融組織在亞洲設備和工程采購的市場規模可達到每年可達300億美元，咨詢業務規模可達到20億美元。如果這些咨詢業務的20%是能源部門的話，那么估計各國際開發金融組織在亞洲的能源咨詢業務每年可達4億美元的規模。所以說現在是中國咨詢公司、個人專家做好準備大顯身手的絕好機會。中國能源專家與國際互動的四部曲已經到了第四部，也就是說用國際組織的資金做外國能源項目的研究。

期待未來的“中國時刻”

我這么說是有充分根據的。

第一，中國專家確實很忙，但是我們現在的經濟逐漸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速度從10%降到7%甚至更低，國內的各類項目會“達峰”，我們的專家未來可能不會像以前那么忙。所以我們的專家不妨向外看，從內向型向外向型轉變，積極競爭國際、國外的咨詢項目，不僅給大大“遞折子”，也給潘基文、莫迪寫建議。

第二，我最近在亞開行接待了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和管理所所長王毅老師。他在對亞開行員工的演講時提到，發達國家過去幾十年來不同階段遇到的能源生態環境問題，我們國家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全部遇到了。這當然是很大的挑戰，但是也未嘗不是一個中國專家來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機遇。比如霧霾問題，如果中國能夠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解決霧霾這個問題，那么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及其珍貴的經驗。我們知道中國為應對霧霾，曾組織去洛杉磯取經，日本也主動要和我們分享東京解決霧霾的經驗。將來印度和其他發展中應對霧霾就不用去洛杉磯、也不用去東京，中國咨詢專家就是最有實力的。

第三，我們中國能源專家不但英語水平很高，而且也逐漸熟悉了國際話語體系，我們對sustainabledevelopment,greengrowth,inclusiveness，capacitybuilding,climateresilience,environmentalsafeguards,gendermainstreaming,participatoryapproach這些概念不再陌生，而且我們也有自己的新概念，比如“能源互聯網”。北京國際能源俱樂部7月份的專家大講堂曹寅博士講能源互聯網概念的時候，我就專門來參加，獲益匪淺。

第四，更重要的是，中國咨詢專家走出去意味著中國能源發展模式和經驗的輸出，這也是國家所倡導的。雖然中國的能源管理體制、能源價格體系、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環境保護諸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對于不少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能源發展歷程依然是一個典范。目前第三世界整體而言大約仍有25%的無電人口，總數高達13億人。中國到底是怎樣在30年間解決了近5億農村人口用電問題的？這個事實顯示了中國經濟的硬實力，也體現了管理水平的軟實力。在這方面，中國專家應該有足夠的理論自信，積極地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咨詢，分享農村電氣化發展的成功經驗。

在國際經濟媒體上曾有一種“中國時刻”（ChinaMoment）的說法，意思是指中國從某種資源的出口國轉變為進口國，都對相關的國際市場長期走勢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時刻”這種現象表明了中國的能源供應和需求在國際能源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借用這種說法，我期待著出現中國能源軟實力輸出的另一種“中國時刻”，也就是說中國能源專家對外咨詢的突破，寫內參，也寫外參，中國的觀點能夠對國外發生影響。

正好昨天讀到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先生關于中國智庫的文章，他說在中國的書店里可以看到許多已經被翻譯成中文的西方學者的書，但是到美國書店去，有多少中國學者的著作出現在美國的書架上？幾乎是零，這很不對稱，對美國也是一種損失。李成先生的這番話套用在能源領域也是完全適用的。中國能源專家在國際咨詢領域的缺位，使得國際能源咨詢市場處于不充分的競爭狀態，這實際上是全世界的損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損失。所以我們非常期待在軟實力輸出方面中國時刻的到來。

作者簡介
翟永平：亞洲開發銀行能源技術總顧問